陈宜瑜:献身科学的淡泊人生

  • 2021年07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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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宜瑜,福建仙游人,厦门大学1959级生物系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中国委员会主席、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等职。担任《中国科学》《动物学报》《生态学报》《水生生物学报》等学术刊物编委,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主编和参加编写专著16部,11项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


与海结缘、心系母校的厦大学子

莆仙故地,英才辈出,陈宜瑜自幼便生活在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陈氏先贤好学敬业的氛围激励着子孙努力奋斗、立志成才,父亲陈鸿藻矢志继承祖父陈德器的事业,致力医学,成为当地名医,先后担任过县医院副院长、县卫生局长。陈宜瑜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耳濡目染,养成了勤思好学的学习习惯,加上他天资聪颖,学习能力过人,1959年,年仅15岁的他完成了高中学业,考入了厦门大学,走出了生活十几载的小县城,来到了这座美丽的滨海城市。

在报考大学和选择专业时,陈宜瑜本想子承父业,选择医科大学,就读医学专业,但是冥冥之中命运牵引着他与大海结缘,最终他被厦门大学生物系录取。海洋生物学科是厦大最具特色的学科之一。面对广阔无垠的大海,陈宜瑜感觉自己无需拘泥于医学祖业,开始慢慢接受并享受这个学科具有的独特魅力。

1959级学生是厦大生物系将本科生培养模式从四年制调整为五年制的第一批改革对象。五年时光弹指一挥间,陈宜瑜完成了蜕变,从一个略显稚嫩的孩童成长为一位成熟上进的青年。他对在校最后一年撰写毕业论文的这份经历印象尤为深刻,“从查阅文献到实验设计,从采集标本到论文撰写,这份规范、完整的研究经历是非常宝贵的,是我迈出科学探索的第一步。”忆及在厦园的点点滴滴,陈宜瑜非常感恩母校提供的良好平台,让他拓宽了视野,为他今后的科研生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64年毕业离开母校,转眼已过了几十载春秋。已步入花甲之年的陈宜瑜依旧时刻关注着母校的动态点滴,在学术科研、项目合作、人才培养等多方面都心系母校发展,关心后学成长。201146日,陈宜瑜以校友代表的身份参加厦门大学建校90周年华诞庆祝大会,正如他在致辞发言中谈到,早日实现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需要每一位厦大学子共同携手、共同助力。虽离开厦园多年,但“厦大人”这一烙印早已深深地镌刻在陈宜瑜的心间。

在记者采访陈宜瑜当天,恰逢2020年第6号台风“米克拉”登陆漳浦,侵袭厦门。采访伊始,学长关切地询问母校和师生的情况,回想起他入学那年也是经历了一场超级大台风。身为院士的陈宜瑜坦诚而淡泊,娓娓道来,谦和耐心的谈吐让年轻学子真切感受到一位科研大家的平易近人。走进陈宜瑜,收获到的是更真实的感动。

 

勇往直前、永不止步的科学家

1964年大学毕业后,陈宜瑜被分配到武汉的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作。从鹭江之畔到东湖之滨,他的研究领域也从海洋生物跨越到不太熟悉的淡水生物。在这期间,他参加了湖北省渔业调查,调查组中有多位著名的鱼类生态学家、经验丰富的养殖学家。陈宜瑜和专家们朝夕相处,跑遍了湖北的知名养殖场,学到了新型养殖模式,包括从苗种繁育、饲养技术和捕捞加工的全过程。这几个月的实地考察激发了陈宜瑜对科研调查的浓厚兴趣,乐在其中且受益匪浅。

随后的两次进藏经历,更是陈宜瑜科研之路的重要经历。作为全球海拔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被誉为除南极、北极外的“第三极”,也是全球环境变化的敏感区。1975年,31岁的陈宜瑜首次进藏,沿着喜马拉雅南北坡,从羊卓雍湖到亚东,到日喀则,再到希夏邦马草原、樟木口岸;1976年,他第二次进藏,考察被称为“生命禁地”的藏北羌塘无人区。在平均海拔5000米左右的高原实地考察艰苦不已,自然环境的恶劣和水源的缺乏使这里成为人迹罕至的边缘地带,物资供应困难,没有蔬菜,燃料是昂贵而有限的固体燃料。藏北地区夜晚最低温度达到零下18摄氏度,水特别冷,考察团在藏北的6个月都没有洗过澡。“开始每个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很难受。白天还好,晚上就痒得不行。中午暖和的时候就把衣服脱下来,把那个虱子卵掐得‘吧吧吧’地响。我们想用这种办法把虱子冻死,但它居然冻不死。”在《青藏高原科考访谈录(1973-1992)》里他回忆道,“我们进去32个人,当时团队成员开玩笑说进去就不知道能不能出得来,因为完全无法跟外界联系,地图也没有,那就等于说完全带有探险性质的这么走进去的。”

1976年8月藏北分队到达昆仑山口,右起第二位为陈宜瑜

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陈宜瑜经常需要挽起裤腿,下湖观察鱼类和水草。艰难的跋涉、困苦的生活丝毫没有动摇陈宜瑜继续深入科研的决心。他通过这次考察,开始真正全面了解青藏高原特有的淡水鱼类裂腹鱼的物种情况,通过研究其产生和进化过程可以进一步探索它跟青藏高原隆起的相互关系。后期,陈宜瑜与九走西藏的曹文宣,青海省生物研究所的武云飞、朱松泉一起商榷研讨,合作撰写并发表了《裂腹鱼起源演变及其与青藏高原隆起的关系》,这是我国第一篇比较明确地提出生物进化和地球演化关系的论文,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从那以后,一大批科学家开始更深入地研究青藏高原及其他相关地区的各种联系。

1981年,陈宜瑜对青藏高原的考察并未止步,他还参与了横断山的考察,从北到南跨越了独龙江、伊洛瓦底江、怒江和澜沧江。通过这次考察,陈宜瑜创新性提出了关于动物分区的新观点,提出了可用于解释云贵高原特定湖泊区系起源的同域成种进化模式及边域快速成种的实例,在实践中丰富了进化理论。

陈宜瑜在不断深入科学研究提升理论水平的同时,还十分注重科学研究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参加了治理洪湖沼泽化的工作,呼吁开展中国淡水渔业结构性调整的研究工作,减缓了洪湖沼泽化进程,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目前洪湖的水质已得到显著改善。1993年,他又担任了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三峡工程建设的全过程。陈宜瑜极其关注三峡工程对长江鱼类资源的影响,积极开展三峡库区的调研,坚持开展鱼类资源调查及其相关变化规律的研究,提出要对三峡库区进行长期的观测,促进中华鲟人工繁殖,尤其是要针对四大家鱼的繁殖进行生态调度,不断探索尽可能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一路前行,永不止步,是陈宜瑜在科研道路上始终秉承的信念,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发光发热,生动地诠释着一位科学家的使命和担当。


辛勤耕耘、不忘初心的管理者

陈宜瑜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研工作者,还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1991年,已是中科院院士的陈宜瑜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1995年,他离开中科院水生物研究所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200312月,他被任命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他将科学家的缜密细致和管理者的宏观把握巧妙结合,找到了他们之间最完美的切合点。从学术领域走上管理岗位,在不同舞台上的陈宜瑜尽管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职责不同,但是始终非常坚定,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选择了就要一门心思作出成绩。


1990年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右二)视察水生所,前排中间为陈宜瑜

陈宜瑜上任基金委主任之时,正逢自然科学基金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在现有基础之上开创科学基金工作的新局面,是他需要细细琢磨的事情。上任伊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2004年确定为基金委的“政策调研年”,提出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研究完善资助格局的举措,探讨加强管理能力建设的思路”,推动基金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在陈宜瑜等基金委委员的积极倡导和共同努力下,经过反复修改和审议,首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章程》于2005317日出台,对科学基金的使用、管理、分配、监督等工作程序提出了规范化要求。这也是自然基金委1986年成立以来的首部章程,标志着我国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走向成熟。

当科学家成为一种职业,和经济利益挂钩,便可能产生学术不端行为。对此,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陈宜瑜惋惜地说:“如果从申报项目就开始作假,将来怎么搞科学研究?青年科研人员必须讲诚信,这是一个基本认识。”在他看来,学术不端有些是源于治学不严谨、学术不规范,从而存在纰漏。因此,制度、监督惩处对于打击科研不端行为十分重要,同时教育、预防工作则更应受到重视。教育的目的在于引导,让研究者明晰科学的意义,明确科研的职责。在担任基金委主任期间,陈宜瑜积极推动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国家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等多部门翻译出版了美国弗吉尼亚州立联邦大学爱德华·迈尔斯教授编写的《科研诚信:负责任的科研行为教程与案例》,推荐该书作为规范科研行为的教材。知晓学术严谨需具备的“边界感”,这是研究者迈入科学研究殿堂的第一课。


陈宜瑜做客母校科研讲座

2019124日,陈宜瑜做客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科学与人生》系列讲座,与学子们分享了自己的科研经历和人生态度。他坦言,其实他们在进藏时并不知道裂腹鱼能做出这样一个结论性的成果,更多是抱着一种到没去过的地方跑一跑,广泛吸收各领域的知识、开拓眼界、勤于学习的心态。在为年轻一代的生命科学学子提出科研建议时,陈宜瑜写下寄语:“淡泊人生、献身科学”。


陈宜瑜手书寄语“淡泊人生、献身科学”

一种态度,一份初心,双重身份,成就了陈宜瑜多彩的人生。


【原音回放】“做科研,要用平常心,不能看不起细小的过程,怀着科学的态度慢慢积累,丰富自己的知识,学到的东西总会是有用的。”

 

| 学生记者 徐素珍

| 受访者提供

部分资料来源于厦门大学出版社《科学与人生》20081月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