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呕心沥血培育后来人——追忆韩国磐教授

发布时间: 2013-10-16 15:09:46   作者:卢茂村(60历史)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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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我刚考入厦门大学时,听老同学介绍,当年8月,历史系新提升一位副教授,名叫韩国磐。他课教得很好,科研成果也名列前茅。为人态度和蔼,说话慢条斯理,在那高级职称鲜少的年代里,他的晋升是迅速的,可说是厦大校园内一颗闪亮的学术新星。尔后在为我们新生上隋唐史课时,我才真正领略了他的风采。他硕长的身材,一身长袍,讲课时声调抑扬顿挫,语句清晰,速度不紧不慢,中间稍加停顿,让人回味。由于他语言清楚,诲人不倦,笑容常挂在脸上,因而同学们都很爱听他的课。随着时间的积累,我才慢慢的对韩老师有所了解。

老师是江苏如皋人,生于农历已末(1919)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生于一个破落贫寒的家庭,早年家道中衰,食不果腹,度日维艰。他自幼聪明好学,天资聪颖,成绩优异,籍宗族学田充作学资。抗日战争爆发后,没有多少时日,江苏也随之沦陷。他从江苏学院只身出逃,最后逃到福建武夷山,在寂静的群山中安顿下来,重新读书。当时武夷山交通闭塞,瘴气弥漫,野兽蛇蝎出没;先生此时不幸又得重病,此地难以存留。后持友好人士先生介绍信,辗转进入厦门大学。当时厦大为避日寇,迁校闽西长汀。此地虽山清水秀,但为穷乡僻壤,路隘林深苔滑。因他古文诗词俱佳,师生常结社赋诗;为补自己衣食之不足,先生常给富家同学教授古文诗词,换得一些饭钱。由于营养缺乏,因而疾病丛生,如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肝炎等,加上严重的痢疾,几致死亡。无钱治病,实在难以生存下去。他突然想起,顾祝同为江苏籍将领,遂冒昧致函向其救助,不料竟获回音,且送他一笔钱,虽然不多,但如久旱逢甘霖,生命有救矣!“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先生虽然疾病缠身,但学习未敢懈怠。在他所进修的科目中,因病重未去听课,所缺的正是魏晋隋唐史这一段,只能靠自己补习,不料却补成兴趣,矢志专攻,成为毕生研究的领域。

厦大是面向东南亚,面向华侨的全国著名高等学府,国内一些著名学者曾在厦大任教过。解放前如鲁迅、施蛰存、谷霁光、林庚、叶国庆等;解放后则有王亚南、卢嘉锡、林惠祥、章振乾、傅衣凌等,先生与他们都有交往。1945815抗日战争胜利,正好先生毕业,先在集美中学任教一年,1946年夏季,经叶国庆先生提议,聘用先生至厦大历史系任教,从而开始了在厦大长达57年的教学生涯。在其拓荒下,厦门大学建立了“魏晋隋唐史”和“中国社会经济史”两支学术队伍。解放前夕,叶国庆先生还为先生做红媒,将其女弟子介绍给先生为妻,因而叶国庆先生与老师的关系非同一般,当时韩妻是在厦门某中学教书。

建国初期,是先生学术事业的第一个好时期,他发表了《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唐代灌溉事业的发达》、《关于魏博镇影响唐末五代政权递嬗的社会经济分析》、《隋中央集权与地方世族势力的斗争》、《唐代的均田制度与租庸调制》、《五代时南中国的发展及其限度》、《黄巢起义事迹考》、《略论隋朝的法律》等论文,以及《隋唐史略》、《柴荣》等著作;这些论文,具有开拓性的作用,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侯外庐先生曾专门写信给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对先生给予高度评价;并商调让先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职,被王校长婉拒了。

1955年,胡风曾上中共中央三十万言书《对文艺问题的意见》,接着全国在1956年秋季便掀起了反胡风运动,此时厦大也未能幸免。全校召开批判胡风大会,会上点名厦大胡风分子有郑朝宗、陈碧笙、徐元度、傅衣凌、韩国磐等,随即将他们羁押于校内,勒令这些人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这对于一位三十多岁,对新社会充满美好憧憬的青年学者,不啻晴天霹雳、肝胆欲裂,百思不得其解,索肠无从交代,几不欲生。幸好,反胡风运动短暂,也未查出韩先生与胡风有什么联系,而他又出身“贫农”,从小又备受煎熬,最后诬陷不能成立,给予平反。对他来说,也可说是坏事变好事,虽然身心遭受摧残,疾病缠身,然而对于这次事件,也获得了一定的经验,如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他又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虽然遭到批判,但却没有像上次那样惊恐了,白天被批判,晚上照旧安然入睡。

在反胡风运动之前,先生主持厦门大学报日常事务,并担任教育工会工作,反胡风运动后,因为先生刚刚被整过,因而躲过反右派运动这一劫。运动后,他啥也不过问了,专门埋头于学术研究。从1957年到1965年,这是他学术事业的第二个好时期。此时,他发表的论文有:《关于拓拔魏时期奴婢的几个问题》,《唐宪宗平定方镇之乱的经济条件》,《北朝的手工业和商业》,《唐五代的藩镇割据》,《从均田制到庄园经济的变化》,《吐蕃和唐的亲善关系》,《魏晋南北朝的芍陂屯和石鳖屯》,《略述科举制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论唐太宗》,《科举制和衣冠户》等。其著作有:《隋唐的均田制度》,《北朝经济试探》,《隋唐五代史纲》,《南朝经济试探》。他也是我国早期运用敦煌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史的代表性作者,针对学术界唐史研究详前略后的现状,他特别注意研究唐代藩镇问题,研究唐代由盛而衰的转变,指出其间政治、经济和制度的种种变化,拓展了唐史的研究。他曾计划撰写隋唐经济史,然而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未能如愿。

1962年,郭化若将军到厦门视察休养,找厦大老师谈农民起义问题。王亚南校长推荐韩老师出席,交谈之后,郭将军颇感意外,遂由历史谈到文学,以至诗词酬唱,成为莫逆之交。将军与教授在古典诗词上意趣相投,爱才之心顿生。将军见韩先生身体多病,难以胜任科研工作,亲自安排他到南京军区疗养院疗养一年,增强抗病能力。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韩先生作为厦大“三家村”之一,和校长王亚南首先被打到,关进牛棚,家被抄了好几次。因他平时在学生中威信很高,因而红卫兵在抄他家时,还是比较文明的,近拿走文学书籍,历史书基本留下,只是在书柜上贴上封条而已。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多次进“牛棚”,但没有受到武斗,与严楚江、汪德耀、陈诗启等教授相比,他算是幸运的。令他伤心的是他的某些学生,说他在《论唐太宗》一文中,论述唐太宗前十年国家治理得很好,尔后十年因骄傲自满,统治走下坡路,这是影射毛主席。大字报铺天盖地,这可是要砍头的,使他胆战心惊。他本来体质很差,如今更是全身浮肿。其妻自反胡风运动后,因受株连而失去工作,此时韩先生工资被扣,仅发生活费,其困苦状况可想而知!

由于备受政治运动的煎熬,受了很多气,平时只好往肚里吞,结果闹出毛病来,经医院检查,乃是食道癌晚期,经过各级组织和亲友的关怀,最后入住福建省立医院,由李温仁大夫亲自主刀,手术很成功。1975年,在其手术后,由厦大党委书记曾鸣,亲自为他联系福建干部疗养院,进行化疗疗养。在养病期间,应人民出版社之邀,再次修改《隋唐五代史纲》,发行十万册。那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书,是一般常人难以想象的!

“四人帮”被粉碎后,先生欣喜异常,同时也迎来了他学术事业的第三个好时期,他参与并主持申报厦门大学的历史学博士点,组建中国社会经济史,招收研究生,撰写了《隋唐五代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纲》、《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唐代社会经济诸问题》、《南北朝经济史略》等专著,并先后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还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福建省政协常委。1982年,其最小的儿子韩升,考取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赴日本留学,先生亲自送儿子到船边,叮嘱其学成归国,报效祖国,第二年春节,他写下了一首《示儿诗》,其诗曰:“域外逢佳节,情当倍思亲。毋为儿女态,应与泗洙邻。事业鲲鹏志,文章班马醇。学成归国后,漉洒洗清尘。”淳淳教诲,反映了老教授的爱国情怀。20034月,先生因真菌感染发烧,送往厦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注射抗生素,翌日肝脏损坏,心力衰竭,不幸逝世,享年84岁。

我与先生交往不多,仅在厦大读书时,听过他的课,而他又住在鼓浪屿,因而更无法联系,但对先生的为人及渊博的学识是非常崇敬的。在他入住省立医院时,我曾与邓华祥同学一起去看望过他。调回安徽后,我曾先后写过两封信,向他请教馆藏敦煌“二娘子家书”及写经“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的年代问题,他都做了认真的考释,并答复我的疑问,令人难以忘怀。先生已仙逝五周年了,尽管岁月荏苒,往事依稀,但先生留给我们的印象,却清晰无比,通过耳濡目染,我们深感他为历史科学、为祖国培养历史人才为己任,坚守坚持教学岗位,甘当人梯的奉献精神,委实光彩照人。先生对历史科学,对人民教育事业所倾注的心血,永远值得称颂。57年的教学生涯,风风雨雨,最后欣逢改革开放的年代,大展宏图。但天不假年,先生驾鹤西去矣,哀痛何极!今值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际,特撰此小文,以寄哀思!

 

20084月于安徽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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