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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铭同志的传奇人生

发布时间: 2013-04-18 00:00:00   作者:林卫国  (1959级中文系,山西省外事侨务办公室退休干部)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我要评论()
摘要:

山西省建筑工程学校离休干部、厦门大学航空系1946级校友王克铭(19252004,原籍福建省福州市马尾。19494月,在厦门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曾任厦门大学山西校友会副会长。

王克铭同志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在其丰富、曲折的经历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光明和真理的不懈追求。

笔者与王克铭同志是福建同乡、厦大校友,彼此又都是侨眷、台属,因而过从甚密。在王老去世之前,曾对他进行过多次采访。现将有关情况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动荡年代的漂泊幼童

19257月出生于一个空军军官家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动荡不安、灾难深重的年代。小小年纪的王克铭,没能在美丽的家乡——福州马尾安享童年,而是跟随大人东奔西跑,四处漂泊。

王克铭的老姑丈做古董生意,和一些海军将领关系很好。通过这层关系,王克铭的父亲王崇宏得以进入位于福州马尾的“海军飞机潜水艇学校”。该校学制8年又4个月,毕业后相当于现在的大专或本科水平。因为该校有书读、有饭吃、有衣穿还有津贴,家道中落的王家,也就不必为求学的经济负担而苦恼发愁。就这样,王克铭的父亲王崇宏顺利完成了学业,在马尾“海军飞机制造处”工作,不久,以其出色的表现和娴熟的技术,升任发动机股股长,成为一名海军军官,也是中国最早一批的航空机械技术人才。

1930年,王克铭刚上小学一年级,蒋介石围剿共产党受到严重的挫折,害怕每年能组装几架飞机的“海军飞机制造处”被共产党吃掉,于是命令把它从福州马尾迁到上海南市高昌庙陆家宅。王克铭全家也跟着搬到上海法租界居住。

“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上海局势非常紧张,王克铭父亲又把家人送回福州,独自一人留在上海。当时全家人住在福州鼓楼前妙巷,和外祖父一家住在一起,好有个照顾。王克铭就读于福州总督后平民小学。后来母亲和弟弟先去了上海,祖母带着王克铭姐弟仍留在福州。不久,王克铭父亲怕蒋介石派兵攻打在福建宣布“反蒋抗日”的十九路军、福建会陷入战乱,又把留在福州的祖孙3人接到上海,住在“海军飞机制造处”后面的陆家宅村1号。

“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日战争开始,战火漫延到上海,王克铭一家暂时搬到法租界躲难。后来局势日趋恶化,“海军飞机制造处”决定�迁,王家自然随行。当时因海军财力不足,海军飞机制造处已划归空军管辖,成为“空军第八飞机修理厂”,父亲王崇宏仍担任飞机发动机股股长。该厂工人有数百人,连家属也有一、两千人。加上机器设备的拆卸、打包,征用民船搬运等等,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父亲肩负工厂搬迁重任,又为全家安全担忧,用心之良苦,费力之艰巨,用笔墨确难以形容。

“空军第八飞机修理厂”的船队逆黄浦江而上,经淞江进入京沪杭大运河,由镇江入长江到武汉。最初搬到衡阳,因遭日机轰炸,故而改迁宜昌。19371213,国民党政府弃守南京以后,飞机修理厂又迁至四川万县(现万州市)。最后迁往成都,总算安定下来,直到日本投降。由于家庭的缘故,年纪幼小的王克铭没能跟其他孩子一样,固定在一个地方生活读书嬉戏玩耍,而是随家人颠沛流离,饱尝战乱之苦。环境促使他思想早熟,懂得国家贫穷落后会被人欺负的道理,知道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敌人。还是由于家庭的缘故,王克铭从小就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相信上帝是万能的主。他经常祷告,祈求上帝惩罚杀人放火的恶人,拯救身陷于灾难深渊的万民苍生。

日本投降后,王克铭父亲王崇宏被派往内蒙古接收日本空军,然后调往南京空军总部任中校参谋,家人也由成都迁往南京。1948年父亲携家人(王克铭和大姐除外)随国民党空军总部迁往台湾。1957年父亲患肝癌病故于台湾。

豪情满腔的抗日军人

由于从小耳濡目染,王克铭对航空有浓烈的兴趣,幻想有一天自己也能驾驶国产银鹰在祖国的兰天翱翔。对于国家航空业落后薄弱,小小年纪的他,又跟大人一样,心里实在焦急,甚至窝了一肚子火。

抗战爆发头几年,日军飞机猖獗至极,疯狂轰炸、扫射中国城乡,肆意虐杀中国军民,可以说掌握了制空权。中国空军力量过于悬殊,没有多少战机可以跟日寇飞机拼杀较量,老百姓成天就是“逃警报”,真是惶惶不可终日。

当时王克铭一家居住在成都太平寺机场附近。机场按警报的级别,分别在高处悬挂黄旗或黑旗。附近老百姓一看见“警报旗”升起,知道有日机来袭,就各自躲避逃命。日寇飞机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简直狂妄傲慢到极点!有时候,日军飞行员公然驾驶飞机在太平寺机场降落,大摇大摆走出飞机,拔掉“警报旗”,然后登机起飞扬长而去,如入无人之境。王克铭和其他老百姓看见这种情景,心肺简直要气炸了!蕞尔倭寇,竟敢如此嚣张,欺负我中华民族,每个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中国人,谁也咽不下这口气!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决定成立中国空军幼年学校,以培养中国自己的空军人才,适应长期抗战的需要。经过一年的筹备,终于在1940年在四川灌县开办。王克铭闻讯后立即报考;父亲一直跟飞机打交道,痛感祖国航空人才之匮乏,见儿子有志于航空,也就表示支持。当时,成都地区报考空军幼校的就有2000余人,在体检时被淘汰不少,因为在那个年代孩子们的体质都比较差。幸运的是王克铭被录取了,成为中国空军幼年学校第一期的学员。十五、六岁的孩子,有的人还离不开父母呢,而王克铭此时已成为一名肩负重任的光荣的抗日军人了!

中国空军幼年学校由蒋介石兼任校长,教育长为空军少将汪强。第一期实际录取、报道的,只有297人,编为两个中队,于19401010举行开学典礼。中国海陆空军总司令兼校长蒋介石亲临盛典发表训词。1943年秋天,第一期学员在升任高中部前夕,学校曾举办一次“恳亲会”,蒋介石再次莅临“空幼”发表训词。他说:“我们的责任非常重大。国家民族到了这种艰难的地步,我们不能复兴,便会灭亡。各位贤明的家长,亲将大家最疼爱的子弟,托付本校长。本校一定要领导这些子弟,使他们能发挥最大的力量,来完成救国救民的非常事业,才无负国家民族与各位家长的希望。”

“空幼”教育长汪强将军属“海归派”,曾留学美国攻读航空。他思想比较开放,作风比较民主,注重学员的全面发展。在这个“雏鹰的摇篮”里,王克铭和战友们怀抱着爱国救国的理念,坚忍不拔,刻苦钻研,接受了一般的军事训练和滑翔机训练,学习了“球面三角”、“微积分”等课程,掌握了不少的航空专业知识和在危难的条件下求生的本领,学会了打字、游泳和一定程度的英文,另外学会了熟练驾驶各种交通工具。

1945,满怀豪情的王克铭从“空幼”第一期毕业。因体重不够,不能当飞行员上天,被分配到空军侦炸组待命,不久又分配到专门培养地勤人才的学校——空军机械学校。194599,日军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投降仪式,冈村宁次代表日军签署投降书,8年抗战胜利结束了。王克铭没有机会同日寇面对面拼杀,但报效祖国的初衷仍丝毫未变。

举国上下欢庆抗战胜利没多久,饱受敌寇蹂躏的华夏同胞又陷入内战的忧虑和灾难之中。王克铭和一些学员渴望上大学,另谋人生出路。于是打报告给上峰,称“深感自己才学疏浅,亟望深造,以期更好报效国家民族”。他们几个要求上大学的,在报告上所说的句句是真,但他们还有不能明说的原因,就是不愿意充当蒋介石政权打内战的炮灰。上面果然批准4个人拿着津贴去报考大学,王克铭幸运地成为其中之一。他选择的是福建厦门大学航空系,结果以高分被录取,于1946年来到厦门。

乐于助人的高校学子

厦门大学是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倾家创办而后转为国立的一所著名高校,素有“南方之强”的美誉。抗战期间,厦门大学迁往闽西长汀坚持上课,19466月初搬回厦门。那时候,厦大新生院暂时设在厦门岛旁边的小岛鼓浪屿。

新生11月份才入学,王克铭8月份就到厦门了。他入校早,没到开学时间,于是主动投身校方为迎接新生而开展的各项工作,满怀热忱地为来自各地的新生服务。每当看到有大轮船停靠码头,他就和秦浩等同学雇了舢板上轮船去迎接新同学。王克铭总是争着去拿大件行李,肩挑背扛,挥汗如雨。

有个叫乃文的同学,就是因为在为难时受到王克铭的帮助,才同王克铭相识、相知,到成为好朋友的。1945年,乃文从上海考取厦门大学化学系。因健康不佳,休学一年。194610月,他从上海飞厦门复学。出发时气候较冷,穿着厚厚的毛衣毛裤,还披了一件呢子大衣。哪知抵达厦门禾山机场时,赤日炎炎,热浪滚滚,彷佛被放进蒸笼,热不可耐。他本有足疾,行动不便,鼓浪屿岛上又无车辆可雇,一个人拎着沉甸甸的行李包,搭着大衣,艰难地在小路上行走,真是万般无奈!正在求助无门时,迎面走来一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主动问他:“你是到厦大报到的吗?”乃文回答:“是啊。”那个年轻人热情地说:“我来帮你!”不由分说,接过行李包和大衣说:“跟我走吧!”领着乃文到新生院报了到注了册,又送到博爱男生宿舍安顿下来,陪着到小菜馆一起吃了午饭。在交谈中,乃文这位热心的年轻人叫王克铭,是航空系的新生。下午,王克铭又陪乃文去厦门航空公司领取托运的箱子和铺盖。从此后,两个人经常来往。王克铭见乃文有足疾,便处处关照他,调整宿舍时帮他搬东西,吃饭时先为他领饭,课余时间常到宿舍看望谈心。两个人相处十分融洽,成了好朋友。

王克铭由于性格随和,待人真诚,吃苦耐劳,乐于助人,所以外系和不同年级的同学也认识他,喜欢他,特别钦佩他为人的真诚厚道和办事的决断机灵。王克铭认识的来自江苏的姑娘刘正坤,后来成为他加入中共地下党的介绍人,就是和他同年入学的化学系学生。

2年级开始,王克铭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罢课活动和游行示威。他的名字更为众多的师生所熟知。校外认识他的人不少,有什么忙肯叫他帮,有什么疑惑肯找他讨论。“空幼”有个同学因为恋爱遇到难题,频频写信向他请教。他有问必答,有来必复,时间一长,跟“空幼”那个同学的妹妹王勤姑娘也熟悉起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47年暑假,有个家在北方的男生对他说:“我们今年回家吧!有10几个家在上海的女同学自己不敢回家,想找咱们男生做伴。”当时王克铭的家已经搬到南京,就痛快地答应了。离开厦门北上必需乘船,他们十几个人便结伴而行。上船以后,王克铭和那位男生想法搞到两捆草席,铺在货舱里,让女生睡在中间,他俩一人把住一头,保护她们。大家和衣而卧,在隆隆的机器声和哗哗的风浪声中开始兴致勃勃而又疲劳困顿的旅途。夜间比较冷,紧挨王克铭的高年级女生阿贞怕他着凉,让出一半单子要让他盖。王克铭说:“不用!不用!”阿珍说:“你还封建呢!”王克铭说:“我受过军事训练,出门生活有经验,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不受风寒。再说,我还要操心保护你们呢!”他用毛巾围住脖子,用单子盖住肚子,再穿上袜子护住脚心,3个重点部位保护住,就不怕风寒侵袭了。顺利到达上海以后,阿贞和其他女生都非常感激王克铭俩一路上对她们的关照,夸他俩是“既有同情心又有责任心的男子汉”。

1949年春,李毓华同学因母亲病重急于回上海,正为缺乏路费而发愁。王克铭得知消息立即主动为她筹措。他问同窗好友乃文:“你手头还有钱吗?有一个同学急着要用,你能不能帮忙想想办法。”乃文手头没有现金,只有一只戒指,是大姐托人从上海捎来的,以备家庭接济中断时救急。见王克铭着急的样子,乃文说:“把我这一只戒指拿去变卖吧,钱分一半给你。”1989年,乃文赴黄山旅游返回时路过南京,看望李毓华。提起往事,李毓华才知道当年王克铭帮她解决的路费,还有乃文变卖戒指的钱呢。她如释重负地说:“这下好了!我可以向组织交代这笔钱的来龙去脉了!”两个人提起王克铭热心助人的优秀品德,都钦佩不已,尽管事隔多年,仍感动于心。

乃文在一篇回忆录中还写道:“克铭助人为乐、不怕累不怕烦的事例说不尽,单说说帮助王仁京的事例,可以说明他乐于助人的精神。王仁京是47级土木工程系的同学,当他到了厦门后,不知道去鼓浪屿新生院报到,而径直坐车到了校本部。当时已近下午,校本部也没有车去轮渡码头。正当他在教务处前望着一堆行李一筹莫展、十分为难的时候,被偶尔路过的克铭看见了。克铭问清原由后,不由分说,把王仁京领到我们宿舍。当天晚上为他安排了食宿,第二天大早又送他到鼓浪屿新生院报到入学。王仁京毕业后,分配到安徽蚌埠水利部治淮委员会工作。1958年我从上海为支援安徽创建蚌埠医学院到了蚌埠,一次偶尔见了王仁京。他谈起当年克铭帮助他解困的是,犹非常感动,说:‘克铭真是个好人啊!’”

王克铭不知道:此时厦门大学地下党组织也在暗暗地关注他、考察他。

机智勇敢的地下党员

厦门大学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校,解放前,曾被称为福建省的一个“解放区”。据资料记载,至1949年初,厦门大学共有中共地下党员254名,约占学生总数的1/5。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王克铭由一个基督教徒、进步青年,变成一个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地下党员,当然是他本人对光明和真理不懈追求的结果,但也有一点偶然性。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克铭看到一本艾思奇的著作《大众哲学》,是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他立刻被书中的内容紧紧吸引住了,于是萌发了继续系统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念头。他马上给三联书店写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谈了自己的想法,希望他们给予指导。不久,三联书店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列出了一份阅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图书目录。为了避免特务检查惹来麻烦,三联书店的回信是以个人的名义寄给王克铭的,表面看起来像一封家信。

航空系47级男生吴从先平常很喜欢开玩笑,与王克铭又很熟。他先看到了这封信,很是好奇,说:“王克铭还有香港亲戚?”于是悄悄拆开,一看才知道是三联书店寄来的。刚好这天是“愚人节”,于是来个恶作剧:冒充王勤给王克铭写了一封信,塞在三联书店的信封中。信中说:我已经在南京参加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如今撤到香港从事民主事业。我非常想念你,希望您成为我亲密的朋友和战友……。最后又说:为了安全,这封信请别人代写,所以不是我的字体。

王克铭接到这封信,心情激动得厉害,立即找一个叫李毓华的进步女同学商量。李毓华是化学系的学生,父亲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厅长,年级比王克铭高,年龄却比王克铭小,王克铭平时称他“小妹”。王克铭知道她很可靠,有什么想法总想跟她说;李毓华有什么事,也常叫王克铭帮忙。然而王克铭不知道她已经是地下党的成员了。一见面,李毓华说:“我有事要离开厦门一趟,正想找你,看看能不能帮忙筹集一点路费。”王克铭痛快地说:“可以。”说罢,把“王勤的信”递给她看,同时介绍了一下他和王勤的关系。李毓华看完信反问他:“你有什么想法?”王克铭回答说:“年轻人应该为国家为社会做些贡献,但我还不如一个女孩子!我只是想搞一番事业,但还没有行动,而王勤她已经行动起来了!” 王克铭又说:“我猜你参加了地下党了吧?我也要参加!我愿意到解放区去直接参加武装斗争,就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李毓华为了保密,没有承认自己加入了地下党,但对于王克铭的热忱,还是给予热情鼓励。最后说:“你可以找刘正坤去说说吧!”聪明机灵的王克铭已经从李毓华的言语中,意识到:她和刘正坤都已经是有“组织”的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共产党,他早有所知,早有向往,只是没有机会接触而已;现在机会终于到来了,他欣喜和兴奋之情真是难以言喻!他很快写了一份材料(自传)给李毓华。在材料中,不仅如实叙述了自己家庭状况、社会关系,回顾了自己成长历程,还明确地表达了为光辉的革命事业奋斗乃至献身的愿望理想。

李毓华立即向地下党厦大总支女生直属党小组组长刘正坤汇报了王克铭的情况。刘正坤觉得事关重大,随即向党总支领导人廖开治请示如何处理。党组织认真分析了王克铭的历史和表现,对他做出了如下的评价:

王克铭系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保送来厦大,每月拿津贴学习。几年来,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要求进步,从未发现他有不利于学运的言行。特别是在1947年上学期,在全国“抗暴运动”以后,新生院选举学生自治会主席时,化学系一年级学生、厦大地下党城工部成员秦浩代表绝大多数同学站出来竞选,遭到三青团和青年军一伙学生的激烈反对,双方对峙很尖锐,几乎动起武来。在这个关键时刻,王克铭挺身而出,反对三青团青年军一伙,而坚决拥护秦浩竞选。为此,在新生院搬回厦大校本部时,他离开原来宿舍,搬到厦大西边印刷厂楼上,同秦浩等住在一起,以此行动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他虽然是基督教徒,但平时富有正义感,助人为乐,并有一定政治觉悟。既然他的政治敏感性已经“嗅”出我党的一些成员和某些活动,同时明确表态要求加入,不如“顺水推舟”,吸收他入党。相信经过组织的教育,他是能遵守党的纪律,成为一个合格党员的。

经过分析之后,廖开治当即批准吸收王克铭入党,由刘正坤担任介绍人。

一个星期以后,也就是19494月的一天,有个同学通知王克铭:“下午5点钟在同安楼一间教室里开会。”王克铭按时到会。原来是中共厦门大学地下组织召开的会议,宣布从即日开始接纳王克铭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有了明确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王克铭跟换了个人似的。他不再到教堂去礼拜,而是全身心投入党组织所布置的任务之中。他觉得眼前一片光明,觉得浑身有干不完的劲。

在王克铭的影响、推动下,乃文后来也参加了革命。

1949421,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8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革命形势起了决定性的变化。为了配合解放军南下,上级指示刘正坤所联系的地下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厦门市政府机关、邮电、医院等部门,了解情况收集情报,组织护厂、护院工作,保护国家财产和档案;并加紧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展开策反工作,为解放厦门做好准备工作。

王克铭刚入学时,因为经常主动担当义工,到码头接送同学,同码头工人搞得很熟。他经常自己动手搬行李,熟悉各种门道,也就成了一个“业余码头工人”。打交道多了,结交了很多朋友。几十年后,一些当年的老码头工人还记得王克铭,动情地说:“那个学生仔一点书生架子都没有,与我们能合得来。”入党以后,奉党组织之命更加积极主动去做码头工人的工作,更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一位和他关系好的同学担心他的安全,每次知道他要去码头,就对他说:“码头工人中间很复杂,说不定混着国民党特务呢,你可要小心啊!”他总是轻松地说:“没事!没事!”码头工人中原来分成陈姓、吴姓两大派,经常磨擦甚至械斗,经过王克铭的工作,终于和好团结起来。经过秘密的串连、发动,码头工人成立了进步社团,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地下党或成为我党的基本群众。这些觉悟的码头工人,后来变成配合我军解放厦门的一支重要力量。厦门解放以后,周边驻扎了大批部队,为解放金门厉兵秣马,每天需要供应大量粮食,需要联系码头工人帮助,将内地发运来的一船船的大米白面卸下来运至指定仓库。那是厦门刚刚解放,白天经常有国民党飞机骚扰,搬运必须在夜间进行。码头工人积极性很高,一船近10万斤的大米,往往不到天明就卸运完毕。

入党之后,王克铭还做了一件很有影响的事情,为自己的人生写下了十分精彩的一笔,这就是参与策反国民党海军军官学校的3位学员,引导弃暗投明,参加革命队伍。

19493月,该校由青岛迁至厦门;学员中有王克铭原来在“空幼”的同学,很快就联络上了。有一天,“海校”一个叫周继祖(即周继宗、周洛)的“空幼”老同学来厦门大学找王克铭,诉说他在“海校”的“倒霉遭遇”。他说他和一些学员因为不满当局的倒行逆施,在言行上有所表露,结果被当局扣上“行为不轨”的帽子严加惩处。他被扣起来关了两个星期的禁闭。还有一个从“空幼”过来的老同学以“叛逆”罪名被抓去填海了!周继祖最后说:“我们几个都不想在‘海校’再待下去了,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吧!”王克铭当即应允说:“让我想想吧!”他暗暗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帮这些“空幼”校友摆脱魔爪,走向新生。

王克铭立即向党组织汇报周继祖等人的处境和愿望,认为可以对他们进行策反。刘正坤同意王克铭的看法。为了便于掩护工作,不让旁人注意,刘正坤安排化学系学生、地下党员陈瑛和王克铭一起与他们联系,先碰头考察一次。王克铭立即通知周继祖:某日某时在中山公园某处见面。这一天,王克铭、陈瑛和周继祖3人装扮成游客,从不同方向汇集到指定地点,进行了深入的交谈。随后,陈瑛向上级汇报了这次会面的情况。为了从内部瓦解敌人,加速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垮台,上级党组织决定对“海校”周继祖、喻克良、陈健3个有进步倾向的青年学员进行策反,并把这项重要任务交给王克铭和陈瑛去实施。

第二次约“海校”学员见面,地点定在一个福州籍的女音老师家中。名义是老乡聚会,做老家饭解馋,实际上是研究周继祖等3人脱身的方法步骤。按地下党最后确定的方法步骤,周继祖3人很快找个借口请假脱离“海校”。周继祖跑到厦门大学一个建筑工地的工棚里藏匿起来,喻克良和陈健则躲到市区一家可靠的店铺里。与此同时,聪慧机灵的王克铭着手为3个人做身份证。他拿到地下党通过关系搞到的3个他人的身份证,揭掉原有的照片,再贴上周继祖等3人的相片,用牙签挤压,造出钢印的效果,变成周继祖等3人的身份证。1949630,由李洪带队,王克铭、陈瑛与周继祖等3个“海校”学员,到码头乘船,在码头工人的配合下,顺利地离开厦门岛到达泉州,然后转赴惠安游击区。

周继祖、喻克良和陈健3人投入革命阵营以后,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被派到国民党军队一个工兵连里工作,配合原先潜伏在那里的地下工作人员,策动工兵连起义,给国民党反动派一个沉重的打击。解放后,他们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领导干部。

王克铭在斗争中的杰出表现,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猴子,不仅形容他个头比较矮小、行动机灵敏捷,更夸奖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巧妙地在敌人的肚子里施展拳脚,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一样。

上述一连串“叛逃事件”,令国民党军方高层十分震惊!对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是个沉重的打击,而对反抗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福建人民则是很大的鼓舞。20世纪80年代,王克铭会见自台湾返闽探亲的胞弟,谈及往事,弟弟说:当年你加入中共,并替他们搞策反,国民党当局后来侦查到了。军警人员找父亲讯问,训斥说:你儿子也是党国栽培的人才,为什么投靠中共与党国作对?父亲说:我把他送进“空幼”,就交给你们管了;他参加中共,我也一无所知,我有什么办法?

20世纪  年代,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厦门地方史新民主主义时期》记载了王克铭参与的这件事:“19493月,国民党海军军官学校从青岛迁厦门。中共厦门临时市委所属厦大党员陈瑛和王克铭,利用同学关系到该校做策反工作。他们成功地帮助周继祖、喻克良、陈健3名学员脱离海军学校,奔赴惠安游击区。随后,他们又与在惠安的厦大党员李洪、郭淑姿等人,一道配合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党员潘少洪等人,策动了一个工兵连起义。”

舍生忘死的革命战士

王克铭和陈瑛策反周继祖3人到惠安游击区,没有再返回厦门大学,党组织就安排他们留在当地工作。这些厦大学子,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毅然离开美丽的校园,奔赴艰苦而危险地区。王克铭经常活动在张坑村一带,化名张劳望。他的任务是深入农村做群众工作,通过扫盲等活动,启发群众觉悟,发动群众起来斗争,迎接解放。

王克铭平时肯动脑筋。他看过一本名为《家医》的书,略懂一些常见病的防治知识,在农村派上了用场。当地流行疟疾(俗称打摆子,又称寒热病)、鼠疫,死亡率很高。有些新房刚盖成,主人就罹难,结果成了空宅。有一次,一个老乡得了疟疾,因为缺医少药,眼看病情逐日加重。王克铭主动上门给他诊治,给他连续服用了3天奎宁,竟然把他从死神手中拉了回来。事情传开来,老乡都说“劳望是个好大夫”。王克铭再三解释说:“我真的不是大夫。”可是人们就是不信。有一天,一个年轻媳妇抱着刚出生两个多月的小孩来找他看病,恳求说:“劳望大夫,请你救救我孩子吧!”王克铭了解到小孩得的是腹泻,于是按成人用量的四分之一给病儿服用璜安,将药物研成粉末涂在母亲的奶头上让小孩吮吸,结果也将小孩治好了!从此后,王克铭在乡下威望很高。很多年轻农民对他说:“劳望啊,你有啥事说一声,我们一定跟你干!”后来,王克铭按组织决定成立武装工作队,很多曾经让王克铭看过病的小伙子都踊跃参加了。随着局势的明朗化和对敌斗争的深入,王克铭的共产党员身份也被广大革命群众所知悉。闽南一带把活跃在游击区里的共产党干部分为3种:把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回国的马来亚归侨党员称为“马共”,把出身工人、农民的党员称为“土共”,把来自城市及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党员称为“洋共”。革命群众跟王克铭接触多了,都很喜欢和拥戴这个小个子干部,说:“这个‘洋共’不简单!”那些“马共”和“土共”也乐意和王克铭交往、共事。

惠安虽属游击区,但也有国民党敌特在活动,危险无处不在。有一次,王克铭从一个教师家里出来,半路上遇见一个戴礼帽穿长袍的男子瞪了他一眼。王克铭觉得那个人的眼神有些怪,于是立即警惕起来,行动更加小心隐蔽。后来有个地下党员告诉他:那个戴礼帽穿长袍的男子,就是国民党特务。厦门大学地下党员已有几名在活动中不幸被敌特逮捕,牺牲了生命。所以王克铭不管在何时何地,都不敢掉以轻心,“睡觉时都要睁一只眼”。

1949817,福州解放。中共惠安县委把王克铭等人集中到城关,安排新的工作。有一天晚上,有个解放军通讯员骑马疾驰过来,命令他们立即到泉州报到接受新的任务。到了泉州,王克铭才知道要他去解放军部队工作,具体是担任10兵团3191师的方言翻译,跟随师部首长行动。王克铭二话没说,就走上新的战斗岗位。

“方言翻译”这工作十分艰苦。除了充当指战员和当地干群沟通的桥梁以外,还要为部队宿营号房子、借门板,带司务长到市场买菜,为首长送信找人,……。闽南地区说的尽管都是闽南话,但各县、乡腔调又有差别,与普通话距离极大,许多农民甚至干部都不识字,所以找人、办事困难重重。白天出去办事还便于寻找、打听,夜间出去办事更是难上加难。但王克铭硬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顽强毅力,完成一件件艰巨复杂的任务。他一天只能睡几个小时的觉。往往把指战员安顿完毕,自己就没有睡觉的地方了,只好找个角落打一会盹。他睡觉时从来不脱衣服,和衣躺下立即进入梦乡。有时淋雨或过河,浑身湿漉漉的,照常穿着湿衣裳睡觉。由于工作需要,他晚上睡得总比别人迟,早晨起得总比别人早。工作超负荷,睡眠又严重不足,使得他的身体越发瘦小,浑身长满了疖子,还患了低血糖。一直到了1952年,身体才逐渐好起来。

3191师担任方言翻译期间,王克铭主动请缨,参加过两次战斗。第一次是攻打嵩屿半岛的战斗。他负责战勤保证,组织民兵和老乡,冒着危险给部队送弹药和木料。战斗结束后,参加打扫战场。卫生队抬伤员,战士们抬烈士遗体,他则负责发动组织老乡专门掩埋国民党军阵亡人员的尸体。第二次是攻打鼓浪屿的战斗。他被安排在第2梯队。战斗打响以后,他所乘坐的木船在鼓浪屿一道悬崖前遭到国民党守军的顽抗,木船中了两发60炮弹,营长负了重伤,王克铭幸好无事。

厦门和鼓浪屿解放以后,王克铭和“济南二团”参谋长一起到厦门大学办事,被同学们发现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激动得把王克铭抬起来,彷佛欢迎凯旋的英雄!厦门大学地下党员上前线参加解放厦门地区战斗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王克铭,另一个姓郑,是台湾人,后来当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领导。

厦门解放以后,师长对王克铭说:“你就留在部队吧!”王克铭说:“好吧!”在他的心灵中,其实早把人民军队当作自己的家了!于是被分配到炮兵部队。王克铭对师长说:“我还没好好打过枪呢!”师长说:“那就让你过一回打枪瘾吧!”说着,递给王克铭一把手枪和10发子弹,说:“以后可要好好跟大炮打交道了!”王克铭给师长敬了个礼,大声地回答:“是!”

部队在厦门休整期间,王克铭还动员说服一批知识青年参加部队工作。其中,有厦门双十中学和其他中学的学生,有厦门大学的学生和教工亲属。平时好开玩笑并冒充王勤给王克铭写信的吴从先同学,也被王克铭动员参了军,走上了革命道路。厦大教务处教务员郑阙华先生的女儿郑荔波当时只有十一、二岁,也被感动得非参军不可,结果如愿以偿。转业退休以后,她还经常念叨大哥哥王克铭对她的照顾和影响。

王克铭后来并没有真正当上炮兵。部队首长了解到他有航空方面的专业特长,于是让他到空军工作,继续跟飞机打交道。王克铭对此十分满意。他太熟悉和热爱航空专业了!19503月至9月,王克铭在华东军区航空处航空研究室任见习研究员。从195010月起,他奔赴东北,就任解放军第4航校训练处教官。在工作岗位上,他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倾注了无数的心血,为培养新中国的空军人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52年,他因工作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1次。

勤恳敬业的人民教师

19548月,王克铭奉命转业。他深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道理,也深知“服从命令是军人天职”的信条,但从内心讲,要他离开部队这个“家”,离开他熟悉的航空专业,他确实恋恋不舍。但现实终究是现实,他必须面对,无法回避。他心里清楚:他没法继续在部队待了。因为这时候,部队以及国家党政机关越来越讲究“家庭成分”、“个人出身”和“社会关系”了。自己出身于国民党军官家庭,毕业于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又有一大堆“海外关系”,转业是不可避免的。

于是,具有坚强党性的王克铭,不怨天不尤人,告别了部队,告别了他喜爱的并钻研了十几年的航空专业,迈着坚定的步伐,踏上人生新的征程。他来到山西省建筑工程学校,当上一名人民教师。从此他满怀热忱地扎根黄土高原,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1958年“大跃进”时期,王克铭在建校实习工厂当生产主任,属下有五、六十人。当时学校是半工半读。他带领实习工厂的人员,在外各处承揽建设工程。他反对虚假浮夸,不赞成空喊口号,而是扎扎实实地抓生产,举行技术比武,领导员工学先进,赶先进。他带出来的人,后来很多成为有实践经验的教师。

1960年国家困难时期,建校休学,要求学校员工退职返乡。当时建校有10几个工人老家没有亲人,也没有土地可种,生活没有任何着落。正在发愁熬煎之际,王克铭安慰他们说:“大家别发愁,总会有办法的!”他亲自带领这10几个无家可归的工人,去投奔坞城公社下属的一个工厂,经过谈判协商,把人事关系放在工厂里,然后主动出去承揽业务,实行自负盈亏,在收入利润中提出一定比例交给工厂作为管理费。当有了一定经济能力以后,他又大家到太原南郊黄陵地区,自己办起了一个小工厂。就这样,王克铭以高度的责任感,为民着想,为国分忧,带领10几个工人靠自力更生度过了难关。现在,健在的老工人提起王克铭,仍心存感激,说:“当时多亏了王老师啊!他真是个领导有方、多才多艺的好老师啊!”

20世纪80年代初期,王克铭在建校设备科工作。他敏锐地预感到,在未来的工作、生活中,电脑一定会有大普及、大发展,作为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应该未雨绸缪,率先在这方面下功夫。他对学校领导和同事说:“计算机是发展趋势,我们应该买,应该学。”于是,他主动向学校申请,买了一台1211计算机,自己刻苦学习,深入研究,同时带动其他几位同志对计算机技术进行开发应用。1985年,建校计划发展计算机,但经费严重不足。王克铭积极与省建设厅科技处联系,采取合作方式,建校承担开发科研任务,建设厅出资为建校购买了12台。结果建校充实了科研设备,承担的科研任务也完成的非常好,开发的建设预算软件荣获“1986年度山西省科学技术三等奖”。很多师生都说他成为建校研究、应用电脑的第一人;而建校成为全省最早研究应用电子计算机、开设计算机课的中专学校。他还为山西省建设系统培养了一批电子计算机操控人员,为在建设行业普及应用计算机发挥了推动作用。

离休以后,王克铭依然关心建校的教学科研仪器的更新。他经营烤鸡店,当手头有了盈余以后,便主动向建校捐款。他对范校长说:“我个人已经有了一点储蓄,愿意每年向学校捐献1万元,用于学校的科研设备更新。”有人跟他说:“你捐了钱,学校以你的名字设立一个科研基金,如何?”一贯默默奉献、淡泊名利的他,连忙说:“不行!不行!我给学校这一点贡献,怎能以我的名字设立基金呢?”

根据谱牒记载,王克铭是福建“王氏闽台祖”王审知(公元860年—925年)的后裔。而王审知是“太原王氏”系姓始祖周灵王太子晋(公元前565年—公元前549年)的49世孙。唐末战乱,河南光州固始人王审知随兄长王审潮、王审�率兵入闽,开疆辟土。其兄王审潮去世后,王审知继袭兄长职务,任“威武军节度使”后被朝廷册封为“闽王”。他在执政期间,反对分裂,拥护统一,兴利除弊,勤政爱民,把海陬蛮荒之地,开发建设成安定繁荣之区,因而被尊为“开闽第一”。作为“太原王氏”的苗裔,王克铭又来到黄土高原,在祖先的发祥地——太原,在这块热土上生活、工作和创业,这真是有趣的历史巧合,又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

19548月至19627月,他兢兢业业从事教学工作,任专业科副主任。此后,他的具体工作有所变动,先后任学校实习工厂金工车间副主任、生产实习科副科长、教学设备科科长、高级讲师等职,但仍然没有脱离“教书育人”的角色。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王克铭被打成“假党员”、“军统特务”,受到不少不公正的待遇。他个人被开除党籍,降职降级,监督劳动。家人也受株连:妻子想到外贸加工厂当合同工,居委会到工厂说:“她家庭有严重问题,你们不能录用!”大女儿参加工作,只能安排在省供销社园艺场当农工。三女儿插队4年,返城后只能安排在流动性很大的省公路局“大集体”单位工作。至于说孩子们外出受到别的孩子欺负,更是屡见不鲜。老两口加上5个子女,生活相当困难。在最艰难的时候,老伴曾有轻生的念头,王克铭总是信心十足地说:“绝对不能死!我们要耐心等待,总有一天要给我平反的!”他对老朋友说:“我党员是真是假,不是我说了算。反正介绍我入党的同志都还健在,可以说清楚的。”他默默地承受着,从不向人诉苦,对党的信念依然坚定不移。

大器晚成的企业老板

198712月,王克铭离休,享受县处级待遇。说他是“离而不休”一点都不假。他历来就是个爱琢磨和闲不住的人。辛苦了半辈子,本来完全可以享享清福,颐养天年;可是他依然要操心——操心学校师生工作学习的环境,操心文明街道的创建,操心灾区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操心儿孙的教育成长,……。家人心疼他,甚至埋怨他,说:“你能不能不操心、少操心?”他笑眯眯地说:“我天生就是这样的人,这大概就是‘命’吧!”

爱琢磨和闲不住的王克铭,后来竟然当上了企业老板,这是旁人和他自己原来根本想不到的。

1988年春,山西的厦门大学校友集资创办了一座养殖场。因为集资者大都是归侨、侨眷,所以取名“山西华侨养殖场”,得到了山西省侨办和太原市侨办的大力支持。当时校友大都在职,离退休的很少。于是请已离休的王克铭出来当养殖场的经理。养殖场在太原南寒一带,不通公交车,又没电话,离王克铭家很远,骑自行车要费两个多小时,这对一个63岁的老人来说,确实是不适宜的。于是王克铭就没有同意。他说:“校友会的事,我应该关心,但我实在当不了经理。帮忙搞推销还是可以的,隔几天去养殖场一次,把需要仔鸡、仔鸭的单位及个人名单告诉你们,你们送货去吧。”

说来也巧,当时建校后围墙临近坞城西街的几间简陋门面房出租,其中有一间开了一家“八珍烤禽店”,由于种种原因,难以继续营业。在朋友的鼓动和老伴的支持下,王克铭在1990年元月10日正式接管了这家烤鸡店,从此成了企业老板。

屋漏偏逢连阴雨,王克铭刚接手烤鸡店,太原市突然没有鸡,只好在市场上零打碎敲买一些高价鸡来烤。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拖了有七、八个月,不但没有赚上钱,倒贴进去不少。在这时期王克铭真不想干了,但是又处理不出去,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后来,种鸡场有了肉鸡供应,但王克铭烤鸡店还没有信用度。到种鸡场买鸡不仅要交现金,还要交2000元的押金。校友会养殖场的鸡也出来了,对他有优惠,他就优先使用校友会养殖场的鸡。但他们刚搞,宰鸡没有经验,不是水温太高把鸡皮烫破,就是水温太低鸡毛拔不干净,遗留的细绒毛和毛根特别多。这下可苦了王克铭和老伴俩,只好戴上老花镜一根一根地拔,每小时只能处置好3只鸡,每天都要工作到半夜两、三点。特别是年底严冬季节,冷水是刺骨钻心的疼,把他老伴都整哭了。王克铭没有动摇,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

王克铭刚接管烤鸡店时,腌制肉仔鸡的主辅料只知道有3味:花椒、大料加桂皮。口味非常一般。他不满足于此,想研制出自己独特的口味。于是翻遍了所能找到的一切有关食品的资料,搞出了几个新配方。经过试验和品尝,最后经顾客认可,采用了目前这个配方,它包含有十几味中草药,口味与市面上所有八珍烤鸡的味道都不同,香味悠长,口感甚佳。

由于王克铭和家人苦心而诚信地经营,自1991年起,他们的日子逐渐好过了,不仅还清了债务,还逐渐有了盈利。由于服务日益规范完善,八闽王府烤鸡店生意日益红火,各种荣誉也接踵而来。先后获得“南城区食品卫生达标单位”、“小店区人民政府卫生先进单位”、“太原市小店区物价计量信得过单位”、“山西省推广卫生质量合格产品加盟店”;200011月获山西省食品协会颁发“山西省卫生质量放心食品”证书。另外,它还被评为“太原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拥军爱民先进单位”。

一贯以助人为乐的王克铭一家,在经营企业获得可喜的经济效益之后,一直坚持“取之社会,回报社会”,奉献爱心,扶贫济困。为了促进“军民共建一条街”,烤鸡店捐献5500元用于安装座椅;当南方一些省分遭受洪灾肆虐时,烤鸡店通过民政局和工商所为灾区人民捐献抗洪救灾款6000元;建工学校培训师资经费不足,烤鸡店立即支援了20000元;建工学校举办校庆,烤鸡店捐献了50000元;为了使贫困学生能顺利完成学业,烤鸡店毅然资助50000元;……

人们欣喜地看到,王克铭先生所开创的特色食品事业,已经后继有人,并发扬光大。八闽王府烤鸡店由他的女儿王小玉继承担任经理以后,继续秉承“顾客第一,信誉第一”的宗旨,在保持特色的基础上不断改进服务质量,严格管理,苦心经营,使广大顾客喜爱的八闽王府烤鸡店焕发出新的光彩。而王小玉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影响而日益增大。她在做好烤鸡店的同时,还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参政议政,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山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委员,政协太原市小店区委员,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太原市委委员,太原市台胞台属联谊会副秘书长,太原市小店区工商联执委,太原市小店区妇女联合会执委,太原市小店区海外联谊会理事,等等。大家看着她忙里忙外精神抖擞的样子,无不赞叹说: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兰”啊!

20041216,王克铭同志因病在太原去世,享年80岁。2005年,厦门大学设立了“福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厦门大学支部暨罗扬才烈士纪念室”,有专版介绍中共地下党员王克铭等人的事迹。2006年,为了表彰他革命事迹,寄托对他的缅怀之情,山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专门编印了由林卫国和王晖担任主编的《王克铭纪念文集》。

就读厦大时的王克�(右二)

在解放军空军工作时的王克�

晚年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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