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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的生活情趣和精神追求

发布时间: 2009-03-25 00:00:00   作者:张培春  集美大学政法学院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我要评论()
摘要:
  陈嘉庚的一生是为国家和民族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经营实业、创办教育、投身公益、奔走国事,繁忙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他的私人生活和业余时间,使得“他无暇顾及妻子儿女”,更谈不上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许多亲友的眼中,陈嘉庚“十分严肃,不笑,也不逗乐”,似乎缺少生活的情趣。实际上,陈嘉庚不仅热爱生活,不乏健康的生活情趣;而且一生讲操守,重品行,具有高尚的精神追求。本文拟从几个侧面,展现陈嘉庚健康的生活情趣,彰显他高尚的精神追求,期望能对我们今天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起到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勤奋好学,学以致用
  陈嘉庚回忆自己的读书经历说,他“九岁入私塾,至十七岁夏师亡辍学。”因读私塾时断时辍,故“就学多年,识字不多”。但陈嘉庚“性钝惟颇知勤学”,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平。他后来能够著书作文,完全是靠勤奋自学。17岁出洋之后,陈嘉庚“虽忙于商战,但在闲时亦不忘读书进修,故当其于1923年被选为怡和轩总理后,便积极地组织一图书室于会馆中,以供会友进修之用。”抗战期间,陈嘉庚心系民族危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经常在怡和轩寓所挑灯夜读。陈嘉庚读书不拘一格,“不但对中国政治极有兴趣,对一般之西洋文化亦然”,故他在文章和演讲中,常常引用古今中外的谚语和格言,这是众所周知的。在20年代,陈嘉庚“对康有为的《大同书》与大同思想相当向往”;“在30年代,陈氏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书刊亦曾有涉猎”。如此好学博览,足见读书学习乃陈嘉庚平生的一大爱好。
  陈嘉庚一生学而不厌,尤其好读史书。从先秦的《春秋》、《左传》,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福建通志》等地方志书,到《三国演义》等通俗读物,他都广泛涉猎。即便抗战期间在印尼避难时,陈嘉庚仍临危不惧,在写作《南侨回忆录》的同时,“坚持每天读历史书,《纲鉴易知录》读了七八遍。”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使陈嘉庚的学识远胜于同时代的许多华侨同胞。陈嘉庚在著作和演说中,经常引经据典,且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这与他熟知中国文化,具有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分不开。
  读书不仅充实了陈嘉庚的业余生活,也陶冶了他的精神品格。仅从好读史书来说,中国史学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既是一座囊括丰富的知识宝库,也是启迪智慧、陶冶情操、激发国民爱国心之源泉。正是读史,增进了陈嘉庚的史识史慧,使他善于以史为鉴,知人论世;也正是读史,培养了陈嘉庚深厚的民族感情,激发了他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可以说,读史是陈嘉庚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读书相联系,陈嘉庚还喜欢写作。早在17岁出洋随父经商时,陈嘉庚就因协助其父经商有机会动笔通信,培养了初步的写作才能。在以后的经商、兴学、从政的生涯中,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陈嘉庚与亲友有大量的书信往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陈嘉庚还撰写和发表了大量函电、时评和演讲词。他还撰写出版了《南侨回忆录》、《陈嘉庚言论集》、《新中国观感集》、《住屋与卫生》、《民俗非论集》等著作和文章。他一生写下了大量文字,湮灭的不说,留存于世的也不下几百万字。曾有学者认为,陈嘉庚的“言论尚欠哲学与理论的意味和基础”。的确,陈嘉庚不是一个学者,他也无意于纯学术的研究。他的大量言论都是有感而发,注重现实问题,虽较少理论意味,但关涉国计民生,不乏“济世利民”之功,与那种“假、大、空”的言论有着天壤之别。
  在华侨史上享有盛誉的传世佳作《南侨回忆录》,是陈嘉庚在印尼避难时写成的。这不仅是一部陈嘉庚光辉一生的实录,更主要的它是一部南洋华侨奋斗史,一部南洋千百万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取得胜利的爱国史诗。前全国侨联主席张国基说过,陈嘉庚的“《南侨回忆录》,在南洋是与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受欢迎的。在帮助海外华侨正确认识共产党,认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了解陕甘宁边区上,两本书都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我觉得,在华侨当中,《南侨回忆录》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华侨觉得陈嘉庚先生的话更亲切可信。”《南侨回忆录》之所以一版再版,风行于世,广受欢迎,决不是偶然的。解放战争期间,陈嘉庚亲自为《南侨日报》撰写了一系列时评短论,他的文章文风犀利,对时局的分析入木三分,从海外一方与国内进步舆论遥相呼应,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为加速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读书与做人密不可分。陈嘉庚一生通过读书,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当年,陈嘉庚曾针对世俗认为商人总是唯利是图的偏见,强调“商人亦有商人之道德”。他还多次向人表白,他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确,从陈嘉庚一生的言行表现,我们不难看到他那诚实守信、乐施好善、急公近义的儒商气质和先忧后乐、勇担道义、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品格,这种气质与品格的形成,是与他一生勤奋好学、知书明理、德智双修紧密联系的。
  二、热爱书法,珍视艺术
  陈嘉庚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十分珍视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尤其喜爱充分体现了民族文化特质的书法艺术。或许有的人会认为,陈嘉庚平日常使用的都是钢笔,他对中国书法谈不上有什么修养。实际上,陈嘉庚不但懂得中国书法,而且有着较高造诣,值得后人学习研究。他的书法基础是在读私塾时就已经打下的,在以后繁忙的工作中,他以书法修身养性,勤学苦练,并终有所成。陈嘉庚曾对自己公司的一个小伙计说:“书法这个祖先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产,不继承好不行。我自己读的九年私塾,就只学到这一点,但对一生做人做事都有用”。可见,陈嘉庚是十分珍视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的。
  集美学校校友庄重文先生回忆说,陈嘉庚当年经常巡视新加坡福建会馆创办的中小学校,“他认真查看学生的作业,小学生上习字课,校主竟把住学生的手,一笔一划地教写,还讲自己学书法时的心得”。庄穆先生在《从嘉庚先生与书法说起》一文中,更是详细记述了陈嘉庚教一个公司小伙计学习书法的故事。这个小伙计名叫庄苍,年轻时到陈嘉庚公司当小会计。当时,他字写得相当难看,举止也较粗鲁草率,常挨同事的批评指责。有一天,陈嘉庚把他叫去,“拿给他一叠九宫格纸,一本柳公权的《神策君碑》贴,二枝‘汉璧’牌的中楷笔,要求他每日上午用半天的上班时间,在库房里学写中楷。”陈嘉庚不仅教他执笔、临帖,而且经常查看他的作业,不时给予具体指点。他硬着头皮苦练,不到三个月,就摸出了点学书的窍门。半年后,陈嘉庚又交给他王羲之的《孝女曹鹅碑》帖,要求他专学小楷,务必写得字字像蝇头,中规中矩。庄苍“让老板这么一雕琢,记帐的字越写越好,人人称赞。待人接物也改为老成持重,不随便言笑”。陈嘉庚“雕琢”小伙计的故事,说明他不仅谙熟书道,而且对书法怡情养性的作用有着深刻认识。
  陈嘉庚在创办集美学校时,为了指示或商量学校的办学事宜,曾给当时主持校政的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写了大量书信。当时他在海外经营企业日理万机,这些事关学校长远建设或眼前措施的重要书信,都只能在夜间匆匆完成。有时要说清楚问题,非10张甚至18张以上的直写八行笺不可。限于时间,陈嘉庚只能迅笔疾书,而不能讲究字的好坏美丑。但这类不加修饰的信件,正可反映出他的真正书写水平。行家认为,陈嘉庚这些书信的共同特点是“书卷气浓烈、洗炼,古拙厚重的气势流露笔端”。
  集美鳌园是陈嘉庚晚年亲自规划和督建的。鳌园里的石雕,除了琳琅满目的图画外,还有书体各异、风格多样的书法艺术。所有这些笔墨精品,都是陈嘉庚亲口交代秘书发函,向当时的政要名流和书法大家征集来的。其中有些稍欠完整的,也都是他提出以如何婉词恳请作者再行更改而后成的。在排列处理上,陈嘉庚也亲自设计,如毛泽东、马叙伦、谢无量等人的墨宝,他都特请撰写重点内容,并安排在重要部位上。这种独具的匠心亦可反映出陈嘉庚自己的书法修养水平。如屏壁正面有一幅楹联书法,系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著名书法家马叙伦的行书长联:“发挥无比无穷之力量以改造旧社会,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来建设新中国”。这幅书法作品一气呵成、头尾贯气、线条灵动、潇洒自然,是一幅难得的行书力作。在鳌园,这种书法精品还有很多。鳌园珍贵的书法雕刻艺术,集中反映了陈嘉庚对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热爱,也是他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所作的贡献。
  陈嘉庚书法的代表作就是“集美解放纪念碑”的碑文。这284字的颜体碑文,是陈嘉庚于1952年花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写成的。年届80高龄的陈嘉庚,能写出如此端庄厚重、法度森严、气势不凡的楷书,不能不令人叹服。书法
作为一种线条造型艺术,非勤学善悟难有成就。这幅作品深得颜体精髓,显示了陈嘉庚深厚的传统书法功力。古人言,文如其人,字如其人。陈嘉庚为人爱憎分明、刚正无私,他的字也端庄大方、雄浑厚重。“集美解放纪念碑”的碑文,一笔一划,都闪烁着陈嘉庚炽热的爱国情怀和他对艺术执着追求的可贵精神。在陈嘉庚身上,人品和书艺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鳌园的石雕艺术大观园,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的“嘉庚风格”建筑,都是陈嘉庚晚年参与设计并亲自督造完成的。这两处建筑现在都成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们是陈嘉庚为后人建造的不朽的艺术丰碑,体现了陈嘉庚的建筑思想和艺术理念,表明了陈嘉庚有着较高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
  三、重视运动,科学养生
  陈嘉庚对体育之于培养健全国民、促进民族振兴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因此他早在创办集美学校初始,就确立了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为了增强学生体质,他在集美学校兴建了体育馆、运动场、游泳池等一大批体育设施,并定期举办运动会。晚年他还在集美兴建了大型龙舟池,并于每年端午节亲自组织龙舟竞赛。但对个人而言,陈嘉庚在年轻时,因忙于各项事业,且身体健康强壮,故对自身的体育锻炼并不重视。除了每天巡视工厂及出外考察时要步行运动之外,陈嘉庚没有特别喜欢的健身方式。直到晚年,随着精力日渐衰退,常感疲劳,他才自觉地重视起体育运动来。
  就健身而言,陈嘉庚年逾六十之后的最优嗜好是散步和洗澡。在《住屋与卫生》一书中,他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健身经验:“每早(约黎明五点钟后)在床上运动(辗转数十次,稍稍用力)起后续行普通运动,计床上下运动约十余分钟。洗澡廿余分钟,用毛巾擦全身数次,温冷水随意。……如能出门行数千步,并行深呼吸一二分钟,既可吸新鲜空气,亦可运动内部,更为有益也。”他晚年坚持这种锻炼方式,一二十年无日间断,自觉身体增强不少。由于陈嘉庚生活极有规律,又注意锻炼和卫生,所以直到年逾八十他仍保持着健康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
  1949年和1955年间,陈嘉庚先后进行过两次全国性的考察旅行,足迹遍及全国的二三十个7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0卷省区的近百个城市,前后历时近一年,行程多达数万里。据当年担任陈嘉庚随身秘书的张其华先生回忆:1955年8月开始的历时97天的考察,陈嘉庚当时已是82岁高龄,尽管一路行程安排的非常紧凑,随行人员都感到疲劳,他自己有一次还在郑州参观时当场晕倒。“唯独先生一路精神良好,无论乘飞机、轮船、火车或小车都能适应。这与先生的顽强意志和保持有规律的生活是分不开的”。陈嘉庚的考察旅行,当然不是通常的游山玩水,而是有其更积极的意义。但考察、旅行都离不开走路和运动,这正是陈嘉庚晚年最喜欢的健身方式。
  1950年陈嘉庚回国定居后,除了参与国家有关政务外,他主要的精力就是在家乡主持集美和厦大两校校舍的修复和扩建。“他不避风雨寒暑,每天都到集美工地巡视、指挥和解决工地上出现的问题。每个星期一至两次乘坐普通的渡船到厦门大学建筑工地检查,定期到各个石料厂和石码砖瓦厂去现场解决问题”。他寒暑不避,风雨不移,每次持杖走上好几里路。直到晚年在患了鳞状上皮癌的治疗期间,只要病情有所缓解,“他还是坚持到工地和校园里巡视检查。过去一天巡视两次,现在一天一次,支持不了就改两天一次,三天一次。……直到卧床不起”。陈嘉庚的意志和毅力实在令人感佩。
  晚年,为了保持健康体魄,陈嘉庚高度重视科学养生。1945年,他在印尼爪哇避难时,总结了“养身八项原则”:一是吃的食物要清淡,不宜油荤及辛辣刺激之物,每餐多吃蔬菜及水果;二是吃东西要固定而按时,使之易于消化,那么排泄也按时而轻快;三是各人应有一种嗜好,可借此促进人生兴趣,使身心有所寄托。而最优嗜好,莫过于屋外轻微运动;四是多晒太阳,多吸新鲜空气。不论晴雨要走路,养成不怕风雨的习惯;五是每日读报,了解世情和国情;六是勿忧闷,事事乐观,多游历,看所合意的书籍;七是打消复古思想及追怀往昔诸不适情绪,即“既往不咎”;八是养成乐善义务习惯,凡事认定一息尚存,都是可以办到的,即使不幸物化,精神亦可长存不死。这八项养生原则涉及方方面面,包括饮食、运动、读书、游历、乐观、乐善等丰富内容,是陈嘉庚对科学养生的独到见解,也可看出他健康的生活情趣和高尚的精神追求。
  我国传统的养生方法,历来重视身心兼养,形神俱健。陈嘉庚的一生,粗茶淡饭,不嗜烟酒,食物清淡,喜欢蔬果,这是以饮食而养生也;他学而不厌,笔耕不辍,好读书报,关心国事,这是以乐学而养生也;他喜欢步行,热衷游历,适度运动、不怕风雨,这是以运动而养生也;特别是他事事乐观,乐善义务,不图名利,无私奉献,这是以道德而养生也。“大德必寿”,这是儒家养生理论的首要之义。孔子认为,“仁者寿”(《论语·雍也》);“仁者无忧”(《论语·宪问》);“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有大德者必得其寿”(《中庸》)。就是说,凡有德之人,都注重德性的修养和自我人格的完善,他们以德润身,坦荡达观,精神爽朗,邪气难侵,因而有益于身体的健康和长寿。而无德小人则相反,他们投机钻营,虚伪浮夸,表里不一,口是心非,能不忧心劳神而“常戚戚”吗?陈嘉庚的一生历尽沧桑,备尝艰辛,却健康强壮,活到87岁高龄。他的健康长寿,得益于他科学的养生之道,是“大德必寿”的有力证明。
  四、无私奉献,精神高尚
  毛泽东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陈嘉庚就是一个坚持做好事、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他的光辉一生,是关怀桑梓,热爱祖国、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一生。这里,笔者仅就陈嘉庚对待金钱、子女和名利的态度,展现他一生高尚的精神追求。
  首先,陈嘉庚辛苦营业,却重义轻利,为我们树立了正确对待金钱和财富的榜样。他说:“人生在世,不要只为个人的生活打算,而要为国家民族奋斗”。在处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上,他不计个人成败,“凡事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依归”,他对待金钱的态度集中体现了这种克己奉公的品格。陈嘉庚深知金钱的重要性,他说“百事非财莫举”,所以他拼搏于商场,不断积蓄财富。但他辛苦营业,不是为了满足个人享受,也不是为了造福子孙。他说:“先有营业,而后能服务社会”。弁言可见,他经商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报效祖国,服务社会,主要是为兴学育才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与那些为富不仁者相反,陈嘉庚虽为百万富翁,却不当守财奴。他说:“金钱如肥料,撒去方有用”;“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他把一生所获财利,全部献给了祖国的教育和进步事业,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一分钱。陈嘉庚的用钱之道是:“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于公,他慷慨大方,毫不吝惜;于私,他则俭朴淡泊,锱铢必较。他生活在繁华的新加坡,却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不尚奢华,不讲排场,不贪图个人享受。他晚年定居家乡集美,享有国家领导人的待遇,但在生活上仍然十分俭朴,把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用于学校的建设。这种金钱观,折射出陈嘉庚无私奉献的人生观。在当年的新马地区,富敌陈嘉庚的不乏其人,但正如黄炎培先生由衷赞叹的:“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一人”,“‘大公无私’,先生真当得起这四个字”。
  其次,陈嘉庚疼爱子孙,但教之以德,为我们树立了正确对待子女的楷模。陈嘉庚说过“父之爱子,实出天性,人谁不爱其子,唯别有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之爱。且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实乃害之,非爱之也。况际此国家存亡绝续之秋,为子者若自私自利,安乐怠惰。但顾一己之挥霍,不顾公益之义务,则是与其父居反对之地步,对于国则不忠,对于父母则不孝,不忠不孝虽有多子奚益哉。”这是一种律己而醒世的儿女观。
  陈嘉庚很重视对子女进行“吃苦”的教育,他不让子女养尊处优,认为青年人只有经过艰难困苦的锻炼,养成优良的品德,以后才能担当重任。陈嘉庚的第五子陈国庆回忆说,“父亲对待子女非常严厉”,他15岁在道南学校读书时,母亲给他买了一条领带,结果遭到父亲的严厉批评,直到他长大成人,自己开业经营后,父亲才允许他戴领带。陈国庆初到自家企业学习经营时,陈嘉庚只给他15元薪水,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且不允许司机送他去上工,他每天得走半英里路赶公共汽车上工。整整半年,他得天天这么走,这么赶,不得有误。陈嘉庚的第三子陈博爱于厦门大学毕业后,当时厦大校长林文庆建议让他出国留学,但陈嘉庚不允准,原因是自己“既负社会职务之重,尤当战战兢兢,力思有可善其后”。他希望儿子能继其志,为厦大和集美两校谋利益。“运用商利以造二校,岂值一己之学位哉!”陈嘉庚认为,父亲的责任是培养子女成才,使之有道德,有文化,有自立能力,以后则要靠他们自己去奋斗。所以陈嘉庚不留钱财给子孙,“他去世以后,我们兄弟都得自己谋生”,陈国庆如是说。陈嘉庚的为父之道令人感佩,他正确对待子女的态度至今仍然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再次,陈嘉庚追求不朽,却淡泊名利,为我们树立了实现人生价值的典范。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是每一个思维健全的人都不能不思考的问题。出于对永恒生命价值的追寻,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一种青史留名的意识。春秋时期叔孙豹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理论,儒家孔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人生追求,都是这种意识的典型表述。这种青史留名的人生追求,对陈嘉庚有着深刻影响。他曾说:“夫荣耀于一时,或流芳于远代,人无贤愚,谁无此性。”从上述陈嘉庚“养身原则”的第八条也可看出,他认为,死亡虽使人“物化”,但人的精神却可以长存不死。个人为什么能跨越生死而实现不朽呢?在陈嘉庚看来,关键是要“乐善义务”,为国家和民族建功立业。为此,他倾资办学、支援抗战、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以一生尽忠竭诚,无私奉献的实际行动,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也达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人生境界。另一方面,陈嘉庚深知,要想成就名声,“当有相当之功绩,庶乎受之而无愧”。“况世之享大名,福万众,而能安逸无为,其可得耶?”正是一种期望“流芳远代”的非常之志,激励着陈嘉庚不断追求自身的道德完善,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积极进取,奋发有为。他“仰望者大”,所以淡泊名利,不图一时之荣耀。他反对集美学校为他建亭祝寿;反对《南洋商报》刊登为他歌功颂德的文章;他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建造了无数校舍,却没有一栋以自己的名字命名。“陈嘉庚”三个字,成了“博爱”和“牺牲”的代名词。9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0卷 他是以自己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鞠躬尽粹,死而后己的一生,诠释了“青史留名”的深刻含义。因此,他才实现了“生”与“死”的沟通,达到了超越死亡的崇高境界,也因此,他的精神必将流芳百世,永远为后人所称颂。
  人生在世,要经受许多诱惑和欲望的考验。陈嘉庚对待金钱、子女和名利的态度,充分折射出他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榜样是一种精神价值的载体,也是理想人格的个性张扬。陈嘉庚的一生是一部伟大的教科书,值得当代共产党人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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