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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漩涡中的林文庆

发布时间: 2009-03-03 00:00:00   作者:文/图 李启宇  厦门晚报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我要评论()
摘要:


■林文庆捐赠给厦大的别墅(鼓浪屿笔山路5号)


■获得英女王奖学金的华裔学生(右为林文庆)

  在厦大校史上,林文庆曾是长期被刻意回避的人物。该校发生于1924年的第一次风潮,是“极左”年代里妨碍人们对他正确评价的事件之一。本期“小岛大时代”特约请文史专家李启宇先生,根据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对那段公案予以介绍和评论。

 

  林文庆 字梦琴,祖籍福建省海澄县,1869年10月生于新加坡,早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医学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后又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21年至1937年,受校主陈嘉庚先生之请,担任厦门大学校长,以“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为校训,拟订《厦大校旨》、校歌及有关章程,绘制校徽,设校评议会为最高议事机关,强调要“使本校之学生虽足不出国外,而其所受之教育,能与世界各大学颉颃”。他致力于学校的行政与学科建设,礼聘知名教授,一时群贤毕至,名流云集,学术风气浓郁,办学体制逐步健全,办学建筑规模不断扩大,学科建设日趋形成,至1930年6月,全校共设5个学院21个学系。奠定了“南方之强”的基础。

 

  孙中山复电赞成他到厦大做校长


  1920年厦大筹办之初,原定校长汪精卫因决意从事政治而请辞;1921年4月,首任校长邓萃英又因不愿放弃北洋政府教育部职位而辞职。当年6月,新加坡先驱人物、孙中山先生的密友林文庆,应陈嘉庚之邀抵达集美,开始了其长达16年的厦大校长生涯。
  厦大校史记载,林文庆在新加坡同时接到国内两封电报:一封是孙中山的广州来电,召其回国襄赞外交;另一封来自陈嘉庚,请其担任厦大校长。林文庆于是回电请孙中山定夺,孙复电赞成他到厦大做校长。当然,林文庆夫人殷碧霞老家在鼓浪屿,也是他来厦的重要原因。
  厦大从起步之始就充满艰辛和挑战。林文庆兢兢业业,举凡聘请教职员工、招生、院系调整、校舍兴建,甚至校训修改、校徽绘制,无不躬身亲为,使得学校顺利度过草创时期。1922年2月,厦大正式迁入自己的校舍,开始其在厦门岛南部海滨的发展阶段。
  也许是语言、生活习惯的隔阂,也许是出于职务、待遇的过分追求,也许由于校长的临时更换产生人事方面的复杂——厦大成立不久,就出现一些不正常现象。有人散布“厦门大学开办之初,陈氏就主张只在厦门和南洋招收‘闽南’学生”的消息;有人无中生有地指责校内的闽南籍教师“奉旨”大唱“三闽南主义”即“厦门大学为闽南人所办,为闽南人所有,只为闽南人所享”;还有人在学生中挑拨离间,说某人大骂“非闽南”学生尤其是从上海来的,都是流氓,是来捣乱的;甚至有人声称“厦大此后专系厦门人之势力范围,下学期校中重要职员均系厦门人,外省人将逐一在驱逐之列”;甚至有人在上海的报刊上批评厦大的管理,并有个别学生据此提出撤换校长……
  上述种种流言的共同特征便是没有根据。但凡此种种分裂教职员工和学生的言行,已经严重影响到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为了不影响学校的稳定,林文庆根据“各方如中途不同意,得于三月前预告之”合同条款,于1924年5月26日预先通知4位非闽南籍教师:将于8月26日终止与他们的聘任关系。林文庆认为“此次举动,系曾经最详慎考虑然后决定者”。但是,他对当时的宗派活动还是估计不足。


  “只有陈嘉庚可以解除我的职位”


  5月27日,被辞退的教师没有公开出面说话,倒有一些学生站出来抱不平;5月28日,他们成立学生团总委员会,要求林文庆公布辞退4位教师的理由,被拒绝后遂通电上海《民国日报》,宣布自5月29日起罢课,还成立了纠察队,阻止其他教师和学生进入教室。
  于是,几位非闽南籍教师的诉求,先是扩展为非闽南籍学生的诉求,再扩展为“全校学生”的诉求,事件逐步升级。
  5月30日,“学生团”再次向各报馆和社会各界宣布林文庆及数名与他们意见相左的教师“罪状”,要求学校辞退这几位教师。
  6月1日,学校召开教职员大会商讨对策。“学生团”派人强行出席,并于会后将反对罢课的学生指导委员会委员长周辨明、学校秘书黄开宗、教师林幽挟持到学校礼堂。建筑部主任陈延廷闻讯,带着一批工人和学生(包括后来成为著名人类学家的林惠祥)赶来解救。解救过程中,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学生团”声称有3个学生被“打成重伤”、“捆殴垂毙”。参与此事件的周辨明、陈延廷、黄开宗等教师和张祖荫、林惠祥等学生被随后到场的厦门市地方检察署、警察厅带回询问,因为实际情况并不像“学生团”所渲染的那样,随后就被放回。
  是日下午,“学生团”举行“厦门大学学生流血请愿”,上街游行,散发传单,并致电全国报馆,一时间舆论大哗。
   6月4日,厦门总商会洪晓春主持召开有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人士和厦大代表近40人参加的调停会。听取各方陈述之后,到会人士仅有两人对“学生团”的行为表示同情,其余均认为事件的主要责任在于被辞退的个别教师和“学生团”。
  6月5日,调停会代表在厦大群贤楼与“学生团”会面,“学生团”提出包括林文庆即日辞职,周辨明、陈延廷、林惠祥等人即日开除,挽留被辞退教师和被开除的学生等在内的6点条件。林文庆则向代表出示学校与被辞退教师所签订的合同,声明辞退手续系按章办理,并无不妥。他强调:“我只对陈嘉庚负责,只有陈嘉庚可以质问解除职位的理由。如果我不称职,也只有陈嘉庚可以解除我的职位。”

  “若质实言之,乃教员之风潮……”

  对于林文庆而言,能在这次旋涡中屹立不倒并非易事,陈嘉庚对他的绝对信任,此时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陈嘉庚不仅完全支持林文庆,还在新加坡华侨中学的演讲中,对这场风波的来龙去脉作了一针见血的总结:
  “厦大因辞数位教员,致生学生风潮,若质实言之,乃教员之风潮,而非学生之风潮也。盖教员以互生意见,阻碍进行,被林校长辞退,自知少数力薄,且不合出首,故唆使激烈学生数人,藉名学生会,散布传单,运动报馆,或投函,或访事,捏造是非,评论攻击,以遂其奸谋。更因欲推倒多数不同意之教员,既乏理由,亦非易事,故移攻校长,以为校长若倒,则彼所不满意诸教员亦必随之而去矣。自来要推倒校长,必有失职名称,不合理由,方可以欺骗社会,愚罔董事,但未若此次之学生因辞教员,而强暴干涉,目的不达,则欲推倒校长者,如此则进退教员之权,可全操之学生矣。试问世界中有此事乎?若学生果能一致,董事等亦可破格承认,无如激烈派实占少数,其反对者,中立者,与绝不知其理由者,居大多数,决不得因少数之私,以增其气焰嚣张败类之陋习也。”
  由于双方分歧太大,调停失败。学校随即宣布提前放假,要求学生在5天之内离开学校。
  6月8日,“学生团”举行离校宣誓,誓称“厦大罪魁林文庆一日不去,我等绝不再来厦大。”其中的14名骨干后来到了上海,成立厦门大学“离校学生团总部”,编印《血泪》半周刊,控诉林文庆的“倒行逆施”,发起筹办大夏大学。
  1924年秋季,厦大正常开学。为了扩大生源,同时证明厦大并不是实行“三闽南主义”的大学,特意在上海各大报刊登招生广告,招收浙江籍学生。著名画家叶浅予当时还是懵懵懂懂的中学生,竟然也瞒着家人,和四个金华老乡搭火车、乘海轮到厦报考。虽然已经错过入学考试的时间,但经学校一位金华籍教师介绍,林文庆还是同5位学生见了面,允许他们补考并最终录取了一人,另外4人则被允许进入预备学校。


■厦大校园内的林文庆塑像


    ■林文庆译著《离骚》(1929年5月出版)


 ■“文庆亭”对联

  不实舆论    演变成了软暴力到右的书

  不实的舆论永远是一种极为可怕的软暴力。以此次事件为例:本来是学校依约与四位教师解聘,而“学生团”却将此事提升为“与万恶势力奋斗,为中国教育争光明”。有了如此“崇高”的目的,采取什么手段也就无所谓了。
  1924年5月29日,“学生团”在给上海《民国日报》并转各报馆各学校的电文中,就有“林文庆不学无术,寡廉鲜耻,近更倒行逆施”的词句。5月30日又在厦门社会各界人士大会上宣布林文庆“资格不够、办事无能、思想陈腐、心术不正”的“四大罪状”。
  由于厦门本地对于此次风波亦有“地近则易核”的便利之处,学生团便将舆论宣传的重点放在上海、广州、新加坡等地。
  6月4日,学生团在新加坡《新国民日报》与《叻报》刊登电报,声称“校长林文庆以金钱雇苦力流氓五百人,嗾使围攻学生,将学生痛殴,有三名失落,殆已死矣”(一说“以金钱雇苦力流氓”为报刊所加)。
  6月10日,“学生团”在上海《申报》发表《厦大学生团之呼吁声》,该文颠倒黑白、恶意攻击的成分简直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能够用流利英语讲授孔孟之道的林文庆,被说成“不学无术”;林文庆明明是置数百万家产于身外、毅然回国担负草创厦大重任,却被诬为“寡廉鲜耻,媚外谄势”和“卖国求荣”;在海外就以熟知传统文化著称、创办多家华文刊物和华语学校的林文庆,被称作“中文不谙,国情更无所知”;林文庆参照欧美大学的做法,卓有成效地对厦大的校内设施、院系组织、课程设置以及教授的延聘方法加以改进,却被指责为“策进无方,办事失序,舍大图小,守拙抱残,专恃私见,蔑视公理,听信谗言,违反正义……”
  就连远在北平的陈独秀,也凭着报刊上的报道,将林文庆说成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华侨”,“不但盲目的拥护旧思想,而且在南洋诌媚外人,压制同胞。这种人当校长,不单是厦大学生的不幸,实在是中国教育界的耻辱!””进而号召学生们“奋斗到底”,“扫除林毒”。

  动荡时代破坏容易建设难

  在大变革的动荡时代,激进、破坏往往是容易而且时髦的;而恪守坚定的文化、道德理念,忍辱负重,有所作为,则更加难能可贵。
  在劈头盖脸而来的漫骂、污蔑面前,林文庆的举止还是一如常规:该开的会还是照开不误;正在兴建的校舍还得不时前往巡视;院系的调整计划仍在有条不紊地策划、筹办之中;辞退和出走的教员的空白该如何补上,留下来的教职员工该如何抚慰,都在有序进行……
  林文庆在厦大成立三周年大会上指出:“今之新进少年,多谈爱国,而无爱国之实心,且张大其词以恫吓国人。”又在建校五周年大会上说道:中国的许多问题“不是大声疾呼所能得到的,也不是各处骚动可以得到的。虽然我们各处的国民运动很多,不过建设的方法却很少。”
  闽南在历史上曾长期被视为“烟瘴之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厦门岛直至20世纪20年代初,城市建设仍处于杂、乱、脏的状况,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已经办了几年的厦大除了刚刚建成的几座校舍之外,半是荒山,半是坟场。即便是1926年被林文庆用高薪请来的鲁迅先生,也诧异为什么要把大学办在这么一座荒岛之上。
  但是,在林文庆和陈嘉庚看来,因为荒芜,才需要开垦;因为空白,才需要建设。他俩都是闽南人的后裔,都有着在南洋披荆斩棘、从草莽中建造家园的经历,血液中都充满着闽南人爱家乡、敢拼搏的激情。陈嘉庚曾梦想厦大将来有“生额万众、基金万万”的盛况,林文庆下车伊始就宣称要把厦大办成“生的非死的,真的非伪的,实的非虚的大学”,两人的共同目标都是让厦大成为教育、学术方面的 “南方之强”。
  厦门海关的《海关十年报告之五(1922-1931年)》(戴一峰译)这样记载:“理科的训练和研究则在厦门大学进行。在那里,能干的教员为学生将来的工作打基础。厦门大学设有文、理、法、商和教育五院。教职员工共60人,学生1000多人。许多学生来自外省。现在,每10个大学生中有一名女生。校园宽敞,风景如画……”这段史实是评价林文庆的最为客观证据。

  迟到了近70年的树亭立像

  由于种种因素,林文庆有一段时间被厦大遗忘了。新加坡学者李元瑾教授曾回忆说:“1995年5月中旬我访问厦大,在宽敞的校园里,因为找不到一砖一瓦、一张墙角照片或一间斗室,凭吊或纪念林文庆,内心受到冲击。” 
  但林文庆没有忘记厦大,他在1957年1月弥留之际留下遗嘱:将位于鼓浪屿笔架山的别墅捐赠给厦大,他的厦大情结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欣慰的是:2005年4月6日,厦大在学校图书馆后的池塘边建造了“文庆亭”,并在亭边树立林文庆的塑像。朱崇实校长在仪式上的讲话,肯定了林文庆在陈嘉庚先生的领导下,不懈奋斗,无私奉献,初步实现了厦门大学“南方之强”办学目标的功绩。
  2006年底,厦大恢复了林文庆筹建的国学院。校方强调:在当今的国学热中,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虽然先后设立了国学院,但都属于“新办”;只有厦大是“复办”,是“秉承林文庆校长当年创办国学院的宗旨、理念”。
  如今,在厦大校园青枝绿叶的簇拥之中,林文庆昂着他那颗充满睿智的头脑,睁大双眼,赫然一副认真到几近执拗的神情。也许,他对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亭子的对联中给予他的“十六年耿耿乎礼门义路”的评价不太满意——因为“礼门义路”并不能完整概括他主掌厦门大学时秉持的“西文与国学并重”的办学方向;或许,他对于亭子对联的横批从左到右的书写格式不以为然——依照“国学”古制该是从右到左的;或许,他对于对联之类的小情节根本未加关注,而是诧异于经历了近70年的暌违,为何又置身于鹭江之滨的闽南最高学府……
  厦门大学在《文庆亭记》中写道:“一九二一年六月,林文庆博士应校主陈嘉庚先生之请,接掌厦门大学,倾其睿智才学,运筹操劳,主理校政十六载。学校事业蒸蒸日上,硕彦咸集,鸿才叠起,声名远播海内外,与公办名校并驾齐驱。”
  这段铭文就镌刻在林文庆塑像的基座上。铭文之上,矗立着曾经沧海、屡陷漩涡的林文庆。在他的身后,是平静安谧的一泓碧水。

  作者附言

  学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陈嘉庚任用林文庆是用人不当的败笔。笔者以为,厦大选择林文庆做校长是值得庆幸的。
  林文庆自小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稍长即全面接受西方教育。在中西对比之后,他形成了“将来拯救世界还必须靠中国传统道德”的理念。接受厦大校长职位之前,他与陈嘉庚做过深入的探讨,形成“国学与西文两者不可偏废,而尤以整顿国学为最重要”的共识。因此,林文庆把“止于至善”作为厦大校训,把培养“仁人君子”作为学校的教育方向。用他的话说,就是“学新科学而不要忘记旧文化”。
  在林文庆任内,他遇到的风波还不止这一次。1927年初,因为陈嘉庚的橡胶经营发生经济危机引发厦大国学院与理科的纷争,有人徒呼奈何,有人悲观丧气,有人见机引退,有人拂袖而去,有人甚至借机闹事。而林文庆仍旧执著于自己的梦想,坚守着内心的理念。他亲自出马,到南洋向华侨募款,同时捐出当年全年的工资6000元,又将自己在新加坡的51英亩土地的一大半捐赠给厦大,帮助厦大渡过难关。
  除了主持日常校务之外,林文庆还从事儒家伦理的研究以及其他多方面的著述活动。他喜爱屈原的《离骚》,曾熟读《离骚》,并于1929年完成《离骚》的英译,由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和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作序出版。1930年,他兼任上海出版的英文期刊《民族周刊》主编。他的主要著作有《从内部发生的中国危机》、《东方生活的悲剧》和《新的中国》等。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厦门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一集、第十集;李庆华著《厦门大学的两次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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