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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厦大师生

发布时间: 2012-03-06 00:00:00   作者:石文英(1946级)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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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丹心 清风两袖

 

我是个没什么灵气,有时还显得木讷的人,所以一辈子也写不出几首诗歌。199710月,我们厦大50届毕业的同学即将召开第一次返校聚会,我情不自禁,写了一首词:《沁园春·致50届同学》:

鹭水之滨,五老峰前,负笈少年。奋书生意气,高呼民主,游行反暴,学运前沿。展望红旗,喜迎来日,不畏征途关塞边。平生愿,为人民服务,一马当先。

都说岁月如烟。四七载,银丝两鬓添。笑妖魔鬼怪,技穷末路。霜雷雪瀑,视若等闲。一片丹心,清风两袖,欢看风光竞万千。今相见,盼老当益壮,再谱新篇。

为什么50届第一次聚会是1997年?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班费问题。我们上届同学是新中国建立前毕业的。毕业后到台湾,到东南亚,到美国、澳门……总之像飞鸟一样。不少人“发”了。捐献嘉庚楼、建文楼的蔡悦诗女士就是我们上一届教育系的女同学,原名蔡碧娥。她毕业后到泰国发展,财力雄厚,已经为49届以上的毕业同学举办了几次返校大会,经费全包。我们50届同学全部在祖国,献身人民,普遍囊中羞涩,有得同学甚至一贫如洗。50届唯一的“大款”是航空系的王克铭同学。历经文革痛苦的劫难,他俩夫妇发奋图强,在山西太原开了一家“八闽烧鸡”。烫鸡、洗鸡、拔毛、配料烧烤,一应亲手,辛苦经营,挣出点血汗钱。他为大会捐出一万元,资助北方同学返校的旅资。在校工作的20几位同学各掏出500元,厦门工作的同学捐献自愿。经费总算有了眉目。

为什么选定1997年,第二个原因是同学们都到了“七十古来稀”,垂垂老矣!有几位同学还接近80岁。风中蜡烛,明灭无定。时不我待,能上马就尽快上马。

50届同学入学时432人,毕业199人。1997年大会来了100人(内含家属18人),正好50%。大会租了南普陀上客堂,当时是平房,有些潮湿,室内仅有床和小桌,属简易宿舍,但租金便宜。家在香港和台湾的两位同学经济条件较好,愿意自费住克立楼。

一片丹心,两袖清风,这真是我们这一代厦大同学的真实写照。

1997年聚会,同学们都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沉痛的感慨。曾宪文、孔宪忠、林木云3位同学谈到文革中个人和家庭遭受的肉体精神双重摧残,伸出被打残的手指和腿脚,悲愤交加,乃至声泪俱下,全场唏嘘动容。3位同学未能等到2000年的毕业五十周年聚首,在大会后的三年中相继病故。

我抛砖引玉,不少同学当场赋诗抒情。化学系秦浩(秦为鳌),地下党员,原为《中国青年报》主编,文革中入狱八年。他在北京因病无法前来参加,寄来一首诗:“鼓屿相逢年少客,南陀畅叙古稀情。书斋破卷求真智,海碛筹谋举赤旌。坎坷仕途朝夕奋,狂飙劫后晚秋晴。人生倥偬多斑驳,夜问无愧亦隽英。”他弹出了我们的共同心曲。

 

澎湃的海音

 

1946年秋季我们入校时正值抗战胜利一周年,厦大从长汀复员回厦。学生多了,校舍不够。一年级就安置在鼓浪屿田尾的一座大楼,厦鼓沦陷时为日本小学占为校址。女生宿舍在大德记原慈勤女校,男生宿舍在新路头原日本博爱医院。一切因陋就简,却生气勃勃。同学们组织班会,出板壁,关心国家大事。二年级时,迁到校本部,和三、四年级的同学在一起。4748两年,全国学运兴起,厦大被誉为“华南民主摇篮”。当时墙报很多,而且不断翻新;学生会候选人竞选激烈;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反对暴政,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反内战,反饥饿等游行示威,一浪高过一浪,有力地震撼全厦门市乃至附近省份。校内出现了“啄木鸟”、“海音”、“大家唱”、“铁流”等不同立场的歌咏队、合唱团,其中以海音最有号召力。剧团在大礼堂(其实是男生膳厅,有上百条条凳。观众大都站立)先后公演了《陛宫图》、《反把头斗争》、《茶馆小调》等新锐讽刺批判现实的话剧、小品。中文系的周炳荣、徐因两位同学还在大操场演过《兄妹开荒》话报剧。到处是轰轰烈烈的气氛。同学中一时涌现出许多出色的人才,不只百家争鸣,且是百花争艳。

这一时期解放战争的烈焰燃烧到华北,北方的一些高校暂时停课,一批进教授暂时撤离南下。厦大来了有名的经济学家郭大力、教育学家林砺儒、戏剧学家洪深父女等。洪深女儿还登台献艺,出演《打渔杀家》。他们的到来有如一把火,校园里的气氛更热烈了。此时学运已进入高潮。

我虽游离于学运的政治斗争之外,但深深感受到作为华南民主摇篮的那种充满活力,磅礴而伟大的气息,它是催生送死的号角,是正义光明的力量,是我们这一代厦大同学高昂精神的生动展示。

这几年色彩斑斓的大学生活值得我一辈子回忆。

新中国诞生,我们是第一届毕业生,豪情满怀。东北招聘团南下,一席话让大家陶醉了,纷纷报名参加东北经济建设。东北,千里迢迢,冰天雪地,我又�弱,父母苦劝,我就是坚决要去。母亲为此,天天醒起,坐在床前流泪。临行当天,大雨滂沱,年过六十的父亲第一次撩起裤管脱下鞋子,光脚赶到家里帮我提行李。想起这些,至今锥心。我是个不孝的女儿啊!

当年,除了法律系被留在福建,其他文、理、工各系同学绝大多数奔赴东北。福建交通十分不便,我们大队人马乘坐八、九部旧货车,时而步行,时而上车在坑坑洼洼或泥滑的道上颠簸。餐风宿露,在省内整整辗转了一星期才到鹰潭。没一人叫苦,没一人掉队。一路上欢声笑语,引吭高歌,想象着正走上璀璨的革命征途,金光大道。

到辽宁省后,同学们被分配到鞍山、沈阳、辽阳、抚顺、本溪、长春各地。二话没说,大家背起行囊,在各地不同的岗位上立即投入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厦大同学的抱负和憧憬。

 

怀念逝去的老师

 

余謇老师是当年中文系主任,给我们授课时已是发鬓尽白的老人,但气度轩昂。他的诗词课最受学生欢迎,讲解时声情并茂,淋漓酣畅。外系学生来旁听,没有座位,就挤在课室外走廊。上世纪90年代,老师女儿来厦大,我陪她找寻老师当年的宿舍旧址,并到图书馆查阅当年的讲义。无意中在古籍室发现老师的十几种论著,篇幅都不大,但门类多,包括文字学、训诂、音韵、史部驳证等,均为油印本和手抄本,字迹和装订十分工整仔细。一个甲子(60年),悄然静卧在书库里,未经出版刊行,十分可惜。

新中国建立第二年,余謇老师退休,推荐刚从英国归来的郑朝宗老师继任。

郑朝宗老师当年上《世界文学史》,也是一门热门课,外系同学旁听多。他讲课语带幽默,很生动,且有精彩片段。他讲但丁的《新生》和西万提斯的《唐·吉可德》,至今还印象深刻。1957年,厦大成立华侨函授部语文专修科,需要教师。经郑朝宗老师引荐,学校通过中侨委把我从鞍山调回校。就在回校的当天,《厦门日报》上赫然几个黑体大字:“打倒福建省大右派郑朝宗”,我惊呆了。从鞍山临行前我收到老师一封信,信中洋溢着对新中国成立后翻天覆地变化的赞美和喜悦之情,并说我回校,当有“丁令威化鹤归来”之感。怎么几天功夫,成了大右派?太不可思议。1957年是一个不祥而阴冷的凶年。九月份,厦门还是酷热,到学校报到,校园里却是一片隆冬,空气萧索,没有阳光,没有笑容,来回的是一幅幅冰冷的面孔。人好像突然变态,成为没有感情的枯木。我对不起老师,不但没有登门拜坐,见到老师低头匆匆走过,也不敢上前打招呼。

三中全会后,80年代初期,被打成另类的师生获平反。老师恢复系主任工作,他心情愉快,意气风发,繁忙的行政工作和教学之余,每晚还带青年教师学英文。几年中,中文系工作进展很快。

晚年老师精神有些恍惚。我几次看他时,他都叮嘱讲话要小声,说窗外有人监听。有一次我刚进门,老师急步走出,满脸惊慌,说:“你还敢来!快判处死刑了!”我一阵心酸,反右对他的刺激和伤害太深,太残酷,以致40年后,仍然驱散不了那一场可怕的梦魇。老师和钱钟书友谊甚笃,钱钟书去世后两年,郑朝宗老师仙逝。如今在仙界,他们可以放心地畅谈一切了。

黄典诚老师的训诂音韵课,我当年因为一心想当作家,对之不感兴趣,经常旷课。和黄老师接触较多是日后的关进牛棚。文化大革命中,我和蔡师圣被“隔离审查”,编在同一组,负责打扫芙蓉二走廊,然后挑粪浇菜,还要像傻瓜一样地狠敲脸盆驱赶麻雀。老师是“死老虎”,他在1957年我回校时已成编外人员,离开了讲坛。牛棚里劳动不同一个组,但天天见面。他经常被喊去陪斗,后来被判20年徒刑下狱,80年代回校。他曾告诉我狱中情况,说蚊子很多,满墙壁是蚊血,又没有蚊帐,根本无法入睡。他就闭眼构思论文和专著。老师是早年厦大的高材生,为学甚勤,据说学生时代常背字典。晚年有一次他病了,我去看他,他正在床上背长诗:《焦仲卿妻》。

教我们《文选》的是戴锡璋老师,他有点口吃,讲课时爱翻白眼。我们有时故意找些问题问他,他就翻白眼,装出特威严的摸样批评我们:“你们这些孩子,就是上课不注意听讲。”于是又翻了一两个白眼。听说他掩护过好些地下党同学,我回校时他已离开。

朱以书老师上《中国文学史》,圆圆的脸圆圆的黑框眼镜,上课时低头念讲义,如喃喃自语。他好像有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同学尽管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也都不愿意起哄。我回校时他已离开。

虞愚老师讲伦理课和逻辑课。他是最摩登的老师,有别于其他老师的一袭长袍,他西装革履,外加轻巧的小手杖,戴浅色墨镜。我回校时他已离开厦大,据说调在北京中国佛学院。上世纪九十年代回校做一次佛学讲座,几周的全课程我都去听了,受益匪浅。回京临别时,老师送我一幅对联:“一镫青到海,四顾我为峰”,这当是他的为学心得,也是对我的勉励。老师始终保持绅士风度,在公交车下车时还要扶我。几年前我在一位朋友家看到四厚册老师的专著因明学理论。大概出版于上世纪困难时期,是再生纸,纸质粗糙,纸面黯淡。近几年不知有无改版重印。

文革中惨死的林莺老师当时是中文系最年轻的教师,最和蔼可亲。见到我总微笑着叫一声“文英!”。他美满而勤俭持家的家庭,是厦大公认的教工家庭表率。我们四年级时他讲文学理论。文革中他突然惨死在井中,震惊全校,死时仅五十多岁,人人惋惜。

李拓之老师是以后认识的。1957年我回校时参加过一次中文系批斗会。会上有人高喊:“李拓之要带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初来乍到,李拓之是谁?后来我才知道,李拓之是古典文学老师,反右批斗他,他不服,一再上诉,已被打成“极右分子”,遣送到乡下监督劳动。80年代,他回学校,我第一次看到他,是一位脸色蜡黄,行动迟缓孱弱的年迈病人。因为同住海滨小区,于是和老师有了联系。他记忆力令人惊佩。有一年春节到家里来,看到我三个儿子,称赞他们漂亮,问了他们的名字。第二年春节再见面时,他居然无误地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他曾和郭沫若同事过,和郑拓友好,算算已接近80岁吧。他去世后,师母按他吩咐,厅里挂他遭罪前的肖像,英气逼人。在那个憎恶才子,不要骨头的年月,他绝难逃脱。至今他的大儿子遇到我,还要抱怨父亲“书呆子”,不懂圆融,直接影响了他两兄弟的前程。师母编辑了《李拓之文集》,才子的笔墨。书中嵇康之死一文,描写嵇康从容抚琴受刑,云霞惨烈,天地变色。场景的想象,气氛的渲染,勾魂摄魄,直让读者如临其境,不仅仰天长叹,欲哭无泪。《李拓之文集》由郑朝宗老师写序。师母惠赠我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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